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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阵容毫不混乱，同时西边的敌人向潮水似得涌来。魏七几次受伤，最终因体力不支而被明军杀死。
这场仗从白天打到了黄昏。黄昏的灰色烟流混合着马蹄溅起的黄色尘埃笼罩着丘陵起伏的平原。有一段时间，战斗得那么紧张，竟然听不清有谁呐喊，只听见武器碰武器的铿锵声、受伤者的低而短促的呼叫声和杂乱奔跑的马蹄声和脚步声。
督战的袁可立并没有预料到战斗会如此激烈，他本来以为起义军会是一盘散沙。可现在看来，起义军对朝廷官府的憎恨让他们拧成一股绳了。京军长时间的高度训练和充足的伙食让他们的体力远超这些刚吃过几天饱饭的反贼。起义军的大溃败已经无法扭转。
满桂率领骑兵冲击起义军的大营，闻香教主徐鸿儒见这局面不好，带着数十亲信逃走了，他把一直带在身边的箭囊丢在一个战死的闻香教首领身边。
本来明军可以截住闻香教主，但是因为天津和山东地方卫所的军户争抢起义军大营的财物，引起了混乱，甚至自己人打自己人。袁可立临阵斩了几个乱兵都止不住混乱，徐鸿儒抓紧这个时机逃走了。
在袁可立平定叛乱的这几天，朱由校和工部尚书徐光启谈论了组建外交部的事项。现在朱由校已经批准广州、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可以进行海上贸易，这一点就如同以前隆庆开关的那种做法，设立市舶司和督饷馆来增加海贸税收
。
但这些税收其实并不多，其中很大一部分税收朝廷没有收到。因为朝廷往往是在一个地区指定一个港口来进行合法贸易，只有这个港口朝廷能收税款。但是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只要放开海禁，商人就会不顾死活的走私商品以逃避应该缴纳的税款。
现在海贸的大头是大明朝的商人与外国之间的商品交易，朱由校想设立外交部，让万里之外的欧洲国家在北京设立大使馆，以便于规范欧洲海商的合法贸易地点，而且还方便购入欧洲军事器械和引进欧洲的技术思想。皇帝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建立长期的外交关系，明朝就能够保持与全世界的信息通畅，不致于落入后世所谓闭关锁国的落后状态。
朱由校的想法很好，主张西学东渐的徐光启也很赞成，内阁首辅孙承宗为了能引进优良的火炮也表示同意。皇帝的主意一提出来，却遭到朝堂上大部分文官的反对，因为明代士大夫对外交的普遍观念与现代的国际惯例格格不入。这须从当时人的世界观念说起。
在中国古代，依据儒家的经典，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中的这两句话，经常性地被人引用说明当时的土地制度，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观念，即“天下”的观念。由于交通等因，中国文明的圈子主要在东亚地区。因此，中国皇帝长久地自以为是“天下共主。”
由于明王朝前期的强盛，使周边各国的君主，处于种种动机，纷纷臣属于中国，受明王朝的册封，向明王朝纳贡成为藩属国。对于藩属国以外的各国，包括欧洲等西方国家，明朝一概视之为化外蛮夷之邦。
根据传统的礼仪，明王朝拒绝与非朝贡国进行正式的官方交往，只与他们有着通商关系。由此，明朝在对外关系上，自认为是“天朝”，不承认有平等国家的存在，用当时人的语言，即所谓“敌国”。明王朝也没有外交事务的机构。藩属国的朝贡、册封等事宜，由执掌王朝典仪的礼部来主管。
设立大使馆就更加荒唐。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没有平等国家的概念，须分清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即使出现了群雄并立的政治格局，那也必自称“正统”，视对方为“贼”，表现出“汉贼不两立”的气派。
因此，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苏秦、张仪、晏婴等使节，但办理的都是诸侯之间的外交，且为解决危局而临时派出的差使；中国从来没有过西方模式的“常驻使节”，当时的中国人甚至没有这种概念，因为这在根本上就违反了儒家的政治理念。如果再仔细地从历史上寻找，又会发现，常驻在对方京城的只有“监国”之类的太上皇或“质子”之类的抵押，这无疑是一种屈辱。
，但阵容毫不混乱，同时西边的敌人向潮水似得涌来。魏七几次受伤，最终因体力不支而被明军杀死。
这场仗从白天打到了黄昏。黄昏的灰色烟流混合着马蹄溅起的黄色尘埃笼罩着丘陵起伏的平原。有一段时间，战斗得那么紧张，竟然听不清有谁呐喊，只听见武器碰武器的铿锵声、受伤者的低而短促的呼叫声和杂乱奔跑的马蹄声和脚步声。
督战的袁可立并没有预料到战斗会如此激烈，他本来以为起义军会是一盘散沙。可现在看来，起义军对朝廷官府的憎恨让他们拧成一股绳了。京军长时间的高度训练和充足的伙食让他们的体力远超这些刚吃过几天饱饭的反贼。起义军的大溃败已经无法扭转。
满桂率领骑兵冲击起义军的大营，闻香教主徐鸿儒见这局面不好，带着数十亲信逃走了，他把一直带在身边的箭囊丢在一个战死的闻香教首领身边。
本来明军可以截住闻香教主，但是因为天津和山东地方卫所的军户争抢起义军大营的财物，引起了混乱，甚至自己人打自己人。袁可立临阵斩了几个乱兵都止不住混乱，徐鸿儒抓紧这个时机逃走了。
在袁可立平定叛乱的这几天，朱由校和工部尚书徐光启谈论了组建外交部的事项。现在朱由校已经批准广州、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可以进行海上贸易，这一点就如同以前隆庆开关的那种做法，设立市舶司和督饷馆来增加海贸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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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税收其实并不多，其中很大一部分税收朝廷没有收到。因为朝廷往往是在一个地区指定一个港口来进行合法贸易，只有这个港口朝廷能收税款。但是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只要放开海禁，商人就会不顾死活的走私商品以逃避应该缴纳的税款。
现在海贸的大头是大明朝的商人与外国之间的商品交易，朱由校想设立外交部，让万里之外的欧洲国家在北京设立大使馆，以便于规范欧洲海商的合法贸易地点，而且还方便购入欧洲军事器械和引进欧洲的技术思想。皇帝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建立长期的外交关系，明朝就能够保持与全世界的信息通畅，不致于落入后世所谓闭关锁国的落后状态。
朱由校的想法很好，主张西学东渐的徐光启也很赞成，内阁首辅孙承宗为了能引进优良的火炮也表示同意。皇帝的主意一提出来，却遭到朝堂上大部分文官的反对，因为明代士大夫对外交的普遍观念与现代的国际惯例格格不入。这须从当时人的世界观念说起。
在中国古代，依据儒家的经典，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中的这两句话，经常性地被人引用说明当时的土地制度，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观念，即“天下”的观念。由于交通等因，中国文明的圈子主要在东亚地区。因此，中国皇帝长久地自以为是“天下共主。”
由于明王朝前期的强盛，使周边各国的君主，处于种种动机，纷纷臣属于中国，受明王朝的册封，向明王朝纳贡成为藩属国。对于藩属国以外的各国，包括欧洲等西方国家，明朝一概视之为化外蛮夷之邦。
根据传统的礼仪，明王朝拒绝与非朝贡国进行正式的官方交往，只与他们有着通商关系。由此，明朝在对外关系上，自认为是“天朝”，不承认有平等国家的存在，用当时人的语言，即所谓“敌国”。明王朝也没有外交事务的机构。藩属国的朝贡、册封等事宜，由执掌王朝典仪的礼部来主管。
设立大使馆就更加荒唐。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没有平等国家的概念，须分清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即使出现了群雄并立的政治格局，那也必自称“正统”，视对方为“贼”，表现出“汉贼不两立”的气派。
因此，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苏秦、张仪、晏婴等使节，但办理的都是诸侯之间的外交，且为解决危局而临时派出的差使；中国从来没有过西方模式的“常驻使节”，当时的中国人甚至没有这种概念，因为这在根本上就违反了儒家的政治理念。如果再仔细地从历史上寻找，又会发现，常驻在对方京城的只有“监国”之类的太上皇或“质子”之类的抵押，这无疑是一种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