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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内一切租借地及俄国部分的庚子赔款，取消帝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4.解决中东铁路问题的原则7条。
人民党作为北方一个党，并未受到苏俄人重视，在他们眼中只有直系曹锟、吴佩孚；奉系张作霖及南方孙中山国民党；而且苏俄人一直以为孙烈臣儿子创办的人民党是张作霖的一部分。
当时，党内受到了北京李大钊代表团影响，发出支持与苏俄签订协议声音。孙晋为此在人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了座谈会，深谈了自己对苏俄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来龙去脉及其影响力，对苏俄以平等之心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表示肯定。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一签订，举国欢腾，人民党免不了受到影响，发出向苏俄学习的声音。北方大学、人民军政学院等察哈尔、热河两省高校文化知识分子纷纷发表社论及见解，大有苏俄**是中国救世主之势。
对此，孙晋召集了党内理论研究高崇明、康绍辉、张君劢；政务方面周学熙、张绍增、甘选荣；商界潘三元、郭辉祥、范文英、席德懋；军方张孝淮、郭希鹏；文化知识界卢木斋、黎锦锡、李石曾、晏阳初。孙晋并与他们各自交谈，畅谈苏俄对中国关系的影响，人民党处在察哈尔等西北地区，是苏俄对中国战略前线。孙晋期望党内高层能够清醒认识到苏俄（布）政党与国际外交关系原则，全党应该高度统一认识，在苏俄未从中国外蒙古撤军和领土纠葛上表明明确态度。孙晋告诫党内同志，警惕苏俄**对人民党的参透，使得人民党认识混乱，党内同志对待苏俄友好平等要有墨家‘辩证法’看待，对苏俄保持警惕性的警觉。之后，中华人民党中央组织部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专门就此问题展开了党内讨论。孙晋在会上严肃指出，全党同志对苏俄要有一个统一认识：听其言观其行！各级党委、支部、组干部切实学会辩证法思维来看待问题。
6月10日，正当举国庆祝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协议签订。人民党宣传喉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孙晋文章《我所认识的〈中苏签订〉》：孙晋首先肯定了苏俄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肯定了《中苏协定》是一个平等条约，协定之全体观之，因大体上已各自达其目的，故俄国可谓成功，中国亦可谓成功也。
然话锋一转，谈到中国方面的多数合理要求以及苏方的承诺实际上仍然悬而未决，如苏俄为何在签订签订之后不但未从外蒙古撤军，而且增兵；苏俄外交部从未就增兵库伦一事发表任何声明。孙晋一针见血指出：这是苏俄国内等待着中国国内形势变化而预留下的空间。
社论回顾了苏俄早期对话关系：苏俄早期的外交政策，自始至终以自己国家利益为出发，视国际局势的演变与其自身实力，而随时修正或改换策略。十月革命后，协约国在外交上拒绝承认苏俄政府。苏俄政府向中国发出呼吁，争取与中国“建立正式联系交涉”，恢复外交关系，这将有利于其打破外交上孤立地位，改善其国际环境，于是便有了第一次对华宣言。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有其策略上的原因，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曾称：‘1919年之宣言，我国仍遵守不违，但因自卫计，不得不采取一暂行方法。’
随着苏俄平定国内白匪叛乱，击退外国武装干涉之后，国内政治日益稳定，经济逐渐恢复，国际处境不断改善，其对华立场日趋强硬，发布了第二次、第三次对华宣言，先后派遣裴克斯、越飞、加拉罕来中国谈判。尤其在英国承认苏联之后，其国际地位提高，处境好转，在对华外交上更加注意争取更为有利的实际条件，除力图得到北京政府在法律上的承认外，又争取在中东路、外蒙古问题上更有利的条件，而不如起初那样急于复交。北京政府尤其是外交部，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上作了一定的努力，但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最终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等文件。
该协定积极的一面是主要的，然而其中某些条文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及利益，如苏联自外蒙古撤兵附有条件，在声明书中并未解决苏蒙协定的处理问题。《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不足半个月，在苏联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援助下，造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既成事实。从上我们可以看出，1920年以后，苏俄对华政策具有沙俄时代对华政策的延续性。
协定中关于中苏共同经营中东铁路的规定，反映出苏联政府不仅对过去沙俄在中国取得的某些不平等权利恋恋不舍，而且还想取得连沙皇也未曾得到的权利。中东铁路作为帝俄强加于中国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是帝俄侵华的集中表现，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包括经营权应该完全归还中国，中苏共管中东路反映了苏联政府在其对华宣言精神原则上的倒退。中东路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有关中国民族利益、国家主权的问题，苏联不仅只考虑其国防安全和经济权益，而且对沙俄在华的非法特权死抓不放，正是大俄罗斯民族利己主义传统的体现。
社论最后发出呼吁：中国南北政权应该团结起来，努力发展国力，改变落后局面。孙晋也发出了‘落后就要挨打’呐喊；指出苏俄**不是救世主，对中国政策坚持了‘沙俄沙文主义心态’和‘国家利益’的原则；期望中华人民党全体党员更加努力工作，保持必要冷静，为实现中华民族崛起而努力奋斗决心。
中国境内一切租借地及俄国部分的庚子赔款，取消帝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4.解决中东铁路问题的原则7条。
人民党作为北方一个党，并未受到苏俄人重视，在他们眼中只有直系曹锟、吴佩孚；奉系张作霖及南方孙中山国民党；而且苏俄人一直以为孙烈臣儿子创办的人民党是张作霖的一部分。
当时，党内受到了北京李大钊代表团影响，发出支持与苏俄签订协议声音。孙晋为此在人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了座谈会，深谈了自己对苏俄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来龙去脉及其影响力，对苏俄以平等之心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表示肯定。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一签订，举国欢腾，人民党免不了受到影响，发出向苏俄学习的声音。北方大学、人民军政学院等察哈尔、热河两省高校文化知识分子纷纷发表社论及见解，大有苏俄**是中国救世主之势。
对此，孙晋召集了党内理论研究高崇明、康绍辉、张君劢；政务方面周学熙、张绍增、甘选荣；商界潘三元、郭辉祥、范文英、席德懋；军方张孝淮、郭希鹏；文化知识界卢木斋、黎锦锡、李石曾、晏阳初。孙晋并与他们各自交谈，畅谈苏俄对中国关系的影响，人民党处在察哈尔等西北地区，是苏俄对中国战略前线。孙晋期望党内高层能够清醒认识到苏俄（布）政党与国际外交关系原则，全党应该高度统一认识，在苏俄未从中国外蒙古撤军和领土纠葛上表明明确态度。孙晋告诫党内同志，警惕苏俄**对人民党的参透，使得人民党认识混乱，党内同志对待苏俄友好平等要有墨家‘辩证法’看待，对苏俄保持警惕性的警觉。之后，中华人民党中央组织部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专门就此问题展开了党内讨论。孙晋在会上严肃指出，全党同志对苏俄要有一个统一认识：听其言观其行！各级党委、支部、组干部切实学会辩证法思维来看待问题。
6月10日，正当举国庆祝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协议签订。人民党宣传喉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孙晋文章《我所认识的〈中苏签订〉》：孙晋首先肯定了苏俄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肯定了《中苏协定》是一个平等条约，协定之全体观之，因大体上已各自达其目的，故俄国可谓成功，中国亦可谓成功也。
然话锋一转，谈到中国方面的多数合理要求以及苏方的承诺实际上仍然悬而未决，如苏俄为何在签订签订之后不但未从外蒙古撤军，而且增兵；苏俄外交部从未就增兵库伦一事发表任何声明。孙晋一针见血指出：这是苏俄国内等待着中国国内形势变化而预留下的空间。
社论回顾了苏俄早期对话关系：苏俄早期的外交政策，自始至终以自己国家利益为出发，视国际局势的演变与其自身实力，而随时修正或改换策略。十月革命后，协约国在外交上拒绝承认苏俄政府。苏俄政府向中国发出呼吁，争取与中国“建立正式联系交涉”，恢复外交关系，这将有利于其打破外交上孤立地位，改善其国际环境，于是便有了第一次对华宣言。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有其策略上的原因，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曾称：‘1919年之宣言，我国仍遵守不违，但因自卫计，不得不采取一暂行方法。’
随着苏俄平定国内白匪叛乱，击退外国武装干涉之后，国内政治日益稳定，经济逐渐恢复，国际处境不断改善，其对华立场日趋强硬，发布了第二次、第三次对华宣言，先后派遣裴克斯、越飞、加拉罕来中国谈判。尤其在英国承认苏联之后，其国际地位提高，处境好转，在对华外交上更加注意争取更为有利的实际条件，除力图得到北京政府在法律上的承认外，又争取在中东路、外蒙古问题上更有利的条件，而不如起初那样急于复交。北京政府尤其是外交部，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上作了一定的努力，但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最终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等文件。
该协定积极的一面是主要的，然而其中某些条文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及利益，如苏联自外蒙古撤兵附有条件，在声明书中并未解决苏蒙协定的处理问题。《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不足半个月，在苏联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援助下，造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既成事实。从上我们可以看出，1920年以后，苏俄对华政策具有沙俄时代对华政策的延续性。
协定中关于中苏共同经营中东铁路的规定，反映出苏联政府不仅对过去沙俄在中国取得的某些不平等权利恋恋不舍，而且还想取得连沙皇也未曾得到的权利。中东铁路作为帝俄强加于中国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是帝俄侵华的集中表现，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包括经营权应该完全归还中国，中苏共管中东路反映了苏联政府在其对华宣言精神原则上的倒退。中东路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有关中国民族利益、国家主权的问题，苏联不仅只考虑其国防安全和经济权益，而且对沙俄在华的非法特权死抓不放，正是大俄罗斯民族利己主义传统的体现。
社论最后发出呼吁：中国南北政权应该团结起来，努力发展国力，改变落后局面。孙晋也发出了‘落后就要挨打’呐喊；指出苏俄**不是救世主，对中国政策坚持了‘沙俄沙文主义心态’和‘国家利益’的原则；期望中华人民党全体党员更加努力工作，保持必要冷静，为实现中华民族崛起而努力奋斗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