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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联俄联共政策的国民党，也无法合作。1924年，曾琦借孙中山自广州北上路过上海之机，曾前往会见，“劝其中止联俄联共”，但双方“辩论久之，不欢而散”。稍后，另一党魁李璜又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号召反对日俄出兵东三省和反对苏联驱赶华侨，结果开会期间又与国民党及**发生了严重肢体冲突。不过，总体上看，青年党对国民党的态度，要远远好于对待**。党魁左舜生曾如此描述：
“青年党（对国民党）除掉提携**与联俄一曾有过批评外，实不曾怀过半敌意。”
但即便如此，当国民党北伐成功，在南京正式建立政府之后，青年党的机关刊物《醒狮》周报仍不免遭到查禁，曾琦本人也被拘捕，青年党人在各地的活动也被积极压制。这种结局，与青年党不愿被国民党合并，而必欲保持自己独立的政党地位有关。陈布雷曾游青年党加入国民党，1927年7月，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是否要加入国民党，会议结论是：“宜与国民党合作”，但是国民党必须取消一党专政，以便青年党发展成健全的在野党。
会议发表了青年党《对时局的宣言》。该宣言猛烈攻击国民党所竭力标榜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称“党外无党”的主张，不符合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和世界政党政治的潮流；“党内无派”则与国民党派系林立的实情完全相反。宣言尤其攻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道：
“**政体，无论何种属性，何人当权，根本阻碍自由思想，违背平等原则，破坏博爱精神，使人民失自动的能力，文化受无理的阻碍，国家因之衰弱，社会因之凝滞。举凡政治家，无人敢**政体较民主政体更好的。而国民党假借‘训政’这一巧妙的名词，为施**之护符，是决不能加以赞同的。因此，国民党必须取消一党专政和党外无党的口号！”
此次会议之后，《醒狮》周刊即被查禁，曾琦也被捕入狱。1928年8月，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公开喊出了“打倒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的口号，曾琦在会上公开质问国民党：“一党专政与天下为公之旨有无冲突”、“训政制度与满清立宪有何区别？”曾琦，一党专政有三大弊端，“一则无在野党之监督，而本身有易趋于腐化之势”；“二则功利之徒纷纷趋赴，使党内分子复杂，派系愈多”；“三则正直之士断难屈服，为贯彻七所信之主张计，必相聚而自成一党。不能公开则出以秘密，不能决胜于议院，势必决胜于疆场，此所谓逼朋友为仇雠，化温和为激烈，徒自种荆棘以障碍成功而已！”
曾琦还，国民党以“人民程度太低”为由拒绝实施宪政，实属谬论。以前的清末立宪党人如此，后来袁世凯也如此，如今以民主自我标榜的国民党也如此，“这不啻视我四万万人为阿斗，自居于诸葛亮的侮辱国民的言行。”
抗战期间：一面与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一面呼吁宪政民主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青年党人受其“国家主义”信仰的驱动，积极投身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青年党组织了240余人的青年铁血军支援吴淞战场，此役，该党党员、十九路军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因抗敌有功而名扬天下。长城战役期间，青年党党员参加义勇军而牺牲者达700余人。青年党党魁曾琦、李璜等人，均曾前赴平津和冀东一带亲身从事抗日活动。李璜一度辞去所有青年党党内职务，专门办理东北义勇军事务，并成立了**抗日义勇军总部。李璜多年后回忆：若无胡适先生的帮助，身为“抗日义勇军首领”的他，差一在北平被日军捕获。
战场之外，青年党在舆论上继续批评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将其看作实现全民抗日的最大阻碍。但青年党对国民党的整体态度，已由反对转向了合作——在党魁曾琦看来，国民党握有国家政权，抗日既然不得不依靠国家政权，青年党也就不能不与国民党合作，不得不从反对者变为“诤友”。这种转变，可以1934年曾琦让左舜生上庐山与蒋介石面谈为标志。到1936年，两党的关系已相当融洽——史料记载，东北军中级军官中的青年党人，曾给曾琦写信，密告**与东北军、西北军已经在西安组成了倒蒋的“三位一体”联合阵线；曾琦得信后曾派李璜第一时间赶往洛阳，劝阻蒋介石的西安之行，“劝其万勿忽视，恐生肘腋之变”；西安事变后，曾琦及青年党又坚决地支持蒋介石，谴责杨虎城、张学良。1937年春，青年党三巨头“曾（琦）、左（舜生）、李（璜）”同到浙江奉化会晤蒋介石，长谈三日，两党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
合作之外，青年党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批评并未停止。1940年，曾琦曾撰文《论实行宪政之时期与国民大会之性质》，再次反驳了国民党的“人民程度不足”、“训政工作未完”、“军事时期不宜”。1941年，青年党作为“三党三派”（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乡村建设派、职教社、无党派人士）中最大的一股组织力量，又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本年10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曾刊登社论，称赞曾琦等人的民主、宪政诉求，社论：
“最近曾琦、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张澜先生组织了民主政团同盟。双十节他们发布了纲领，其中强调指出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青年党认为“民盟”已成为**的传声筒，选择退出，单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会上，青年党独自提出三大提案：1、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2、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3、和平建国纲领。
这一时期，为实现全民联合抗日，青年党也主动调整了与**的政见对立。对此，**也有着清晰的感知，1936年8月5日，《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批示信》中：“历来同我们的党，处在最尖锐对立地位的最右倾最反动的国家主义派中的进步分子，现在竟把他的两个口号，加以新的解释，即‘外抗强权’不是指苏联而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内除国贼’不是指**，而指的是真正的汉奸卖国贼，如果他们实际的真像这样的话，国家主义派将不是我们的政敌，而是抗日战线中的同盟军。”
1945年12月，青年党在重庆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日本已经投降，大会对青年党的宗旨作了修改，去掉了“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字样，更改为：“本党本国家主义之精神，民主政治之原则，内求统一与自由，外保安全与独立，以建设全民福利的现代国家，并促进平等合作的世界为宗旨。”会议结束后，青年党发布《宣言》，称：
“本党自来所谨守的最高原则，为国家主义，民主政治。……国家不是任何个人、党派或阶级的工具，而是全民所共同托命的一个总体。……国家必须是全体民众的国家，由全体人民所共治、共有、共享的民主国家，而不是任何少数私人或集团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才能尽了国家所应尽的责任，而获得全民的拥护。在这个观之上，我们强调‘民主政治’的重要性，要求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协作的真正民主政治，以保障全民的利益。国家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在实施联俄联共政策的国民党，也无法合作。1924年，曾琦借孙中山自广州北上路过上海之机，曾前往会见，“劝其中止联俄联共”，但双方“辩论久之，不欢而散”。稍后，另一党魁李璜又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号召反对日俄出兵东三省和反对苏联驱赶华侨，结果开会期间又与国民党及**发生了严重肢体冲突。不过，总体上看，青年党对国民党的态度，要远远好于对待**。党魁左舜生曾如此描述：
“青年党（对国民党）除掉提携**与联俄一曾有过批评外，实不曾怀过半敌意。”
但即便如此，当国民党北伐成功，在南京正式建立政府之后，青年党的机关刊物《醒狮》周报仍不免遭到查禁，曾琦本人也被拘捕，青年党人在各地的活动也被积极压制。这种结局，与青年党不愿被国民党合并，而必欲保持自己独立的政党地位有关。陈布雷曾游青年党加入国民党，1927年7月，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是否要加入国民党，会议结论是：“宜与国民党合作”，但是国民党必须取消一党专政，以便青年党发展成健全的在野党。
会议发表了青年党《对时局的宣言》。该宣言猛烈攻击国民党所竭力标榜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称“党外无党”的主张，不符合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和世界政党政治的潮流；“党内无派”则与国民党派系林立的实情完全相反。宣言尤其攻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道：
“**政体，无论何种属性，何人当权，根本阻碍自由思想，违背平等原则，破坏博爱精神，使人民失自动的能力，文化受无理的阻碍，国家因之衰弱，社会因之凝滞。举凡政治家，无人敢**政体较民主政体更好的。而国民党假借‘训政’这一巧妙的名词，为施**之护符，是决不能加以赞同的。因此，国民党必须取消一党专政和党外无党的口号！”
此次会议之后，《醒狮》周刊即被查禁，曾琦也被捕入狱。1928年8月，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公开喊出了“打倒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的口号，曾琦在会上公开质问国民党：“一党专政与天下为公之旨有无冲突”、“训政制度与满清立宪有何区别？”曾琦，一党专政有三大弊端，“一则无在野党之监督，而本身有易趋于腐化之势”；“二则功利之徒纷纷趋赴，使党内分子复杂，派系愈多”；“三则正直之士断难屈服，为贯彻七所信之主张计，必相聚而自成一党。不能公开则出以秘密，不能决胜于议院，势必决胜于疆场，此所谓逼朋友为仇雠，化温和为激烈，徒自种荆棘以障碍成功而已！”
曾琦还，国民党以“人民程度太低”为由拒绝实施宪政，实属谬论。以前的清末立宪党人如此，后来袁世凯也如此，如今以民主自我标榜的国民党也如此，“这不啻视我四万万人为阿斗，自居于诸葛亮的侮辱国民的言行。”
抗战期间：一面与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一面呼吁宪政民主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青年党人受其“国家主义”信仰的驱动，积极投身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青年党组织了240余人的青年铁血军支援吴淞战场，此役，该党党员、十九路军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因抗敌有功而名扬天下。长城战役期间，青年党党员参加义勇军而牺牲者达700余人。青年党党魁曾琦、李璜等人，均曾前赴平津和冀东一带亲身从事抗日活动。李璜一度辞去所有青年党党内职务，专门办理东北义勇军事务，并成立了**抗日义勇军总部。李璜多年后回忆：若无胡适先生的帮助，身为“抗日义勇军首领”的他，差一在北平被日军捕获。
战场之外，青年党在舆论上继续批评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将其看作实现全民抗日的最大阻碍。但青年党对国民党的整体态度，已由反对转向了合作——在党魁曾琦看来，国民党握有国家政权，抗日既然不得不依靠国家政权，青年党也就不能不与国民党合作，不得不从反对者变为“诤友”。这种转变，可以1934年曾琦让左舜生上庐山与蒋介石面谈为标志。到1936年，两党的关系已相当融洽——史料记载，东北军中级军官中的青年党人，曾给曾琦写信，密告**与东北军、西北军已经在西安组成了倒蒋的“三位一体”联合阵线；曾琦得信后曾派李璜第一时间赶往洛阳，劝阻蒋介石的西安之行，“劝其万勿忽视，恐生肘腋之变”；西安事变后，曾琦及青年党又坚决地支持蒋介石，谴责杨虎城、张学良。1937年春，青年党三巨头“曾（琦）、左（舜生）、李（璜）”同到浙江奉化会晤蒋介石，长谈三日，两党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
合作之外，青年党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批评并未停止。1940年，曾琦曾撰文《论实行宪政之时期与国民大会之性质》，再次反驳了国民党的“人民程度不足”、“训政工作未完”、“军事时期不宜”。1941年，青年党作为“三党三派”（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乡村建设派、职教社、无党派人士）中最大的一股组织力量，又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本年10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曾刊登社论，称赞曾琦等人的民主、宪政诉求，社论：
“最近曾琦、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张澜先生组织了民主政团同盟。双十节他们发布了纲领，其中强调指出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青年党认为“民盟”已成为**的传声筒，选择退出，单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会上，青年党独自提出三大提案：1、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2、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3、和平建国纲领。
这一时期，为实现全民联合抗日，青年党也主动调整了与**的政见对立。对此，**也有着清晰的感知，1936年8月5日，《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批示信》中：“历来同我们的党，处在最尖锐对立地位的最右倾最反动的国家主义派中的进步分子，现在竟把他的两个口号，加以新的解释，即‘外抗强权’不是指苏联而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内除国贼’不是指**，而指的是真正的汉奸卖国贼，如果他们实际的真像这样的话，国家主义派将不是我们的政敌，而是抗日战线中的同盟军。”
1945年12月，青年党在重庆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日本已经投降，大会对青年党的宗旨作了修改，去掉了“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字样，更改为：“本党本国家主义之精神，民主政治之原则，内求统一与自由，外保安全与独立，以建设全民福利的现代国家，并促进平等合作的世界为宗旨。”会议结束后，青年党发布《宣言》，称：
“本党自来所谨守的最高原则，为国家主义，民主政治。……国家不是任何个人、党派或阶级的工具，而是全民所共同托命的一个总体。……国家必须是全体民众的国家，由全体人民所共治、共有、共享的民主国家，而不是任何少数私人或集团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才能尽了国家所应尽的责任，而获得全民的拥护。在这个观之上，我们强调‘民主政治’的重要性，要求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协作的真正民主政治，以保障全民的利益。国家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