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伯恩的通牒_2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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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那可不一样。那时候我年轻多了，而且另一只脚还在。”
“就假装你现在也有呗，圣人亚历山大，”霍兰眨了眨眼，“我到屋里头去了。咱们俩得有一个人在。”
“混蛋！”
康克林在休息室里坐了一小时四十七分钟。他那只装着可脱卸假脚的断腿从来没抽搐过，但如今却一跳一跳地直抽。他不知道这种不可能出现的感觉意味着什么，但他不能对这种放射到整条腿的跳动置之不理。就算没有其他的问题，这也是件值得思索的事情。于是，他颇为留恋地回想起年轻时的日子，自己两只脚都还在的时候，还有更早的时光。哦，他原来多想改变这个世界！那种命中注定的感觉多么强烈——是命运，让他在高中时代成为最年轻的毕业生代表，成为乔治敦大学最年轻的新生，学术之路向他闪烁的光芒是多么明亮！后来，不知在哪个地方，有人发现他出生时的名字并非亚历山大·康克林，而是阿列克谢·尼古拉·孔索里科夫，从此他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个男人的面目康克林如今已记不清楚，他当时随随便便地问了一个问题；康克林的回答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你也许会说俄语吧？”
“当然会。”他答道。来客这么问让他觉得有点好笑。“你显然知道，我父母是移民。我不单单长在一个俄罗斯家庭，而且周围的邻居也都是俄罗斯人，至少早些年是这样。你要是不会说俄语，想去ovoshoi otdel——就是食杂店——买块面包都难。在教会学校里，年纪大一点的牧师和修女——比如那些波兰人——都极力坚持要说俄语……这一点对我放弃宗教信仰肯定起到了作用。”
“但那都是早些年的事了，刚才你也说过。”
“对。”
“现在有什么变化呢？”
“照我看，你们政府报告上的某个部分肯定提到了这些变化，而且肯定很难让那位邪恶的麦卡锡参议员满意。”
回忆着这些对话，康克林也想起了那张脸。那是张中年人的脸，突然之间变得毫无表情，两眼蒙上了一层阴云，但却含着强自克制的怒火。“我向你保证，康克林先生，我和那位参议员没有任何关联。你说他邪恶，我却不会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不过它们和今天的事不相干……发生了什么变化？”
“到了年纪一大把的时候，我父亲变成了原先在苏联时的那种人——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资本家。根据最近的统计，他在几个高级商业中心里拥有七家超市。店名都是‘康克林一角’。他现在八十多岁了，虽然我非常爱他，却不得不遗憾地说，他是麦卡锡参议员的热烈拥护者。考虑到他的年纪，苦苦奋斗了这么多年，又对苏联人恨之入骨，我干脆就不去和他讨论这个话题。”
“你非常聪明，而且很圆滑。”
“聪明，而且圆滑。”康克林表示赞成。
“我在‘康克林一角’的几家店买过东西。价格可有点儿贵啊。”
“啊，没错。”
“‘康克林’这名字是从哪儿来的？”
“我父亲。我妈说他在一块机油广告牌上看到了这个名字，她觉得好像是这样。那是他们来到美国四五年之后。当然，孔索里科夫这个名字就得扔掉啦。我那位相当偏执的父亲曾经说过，‘在这地方用俄罗斯名字的人里头，只有犹太人才能挣钱。’对这个话题我也是避而不谈。”
“很圆滑。”
“这不难。他这个人也还是有一些优点的。”
“就算他没有优点，我敢肯定你在施展圆滑手段、隐藏自己感受的时候也会很令人信服。”
“我怎么觉得你这是在套话呢？”
“因为确实就是这样，康克林先生。我是一个政府部门的代表，他们对你非常感兴趣。你加入这个部门将会前途无量，十年来我招募来的人个个都是如此。”
那番谈话发生在将近三十年前，康克林想。在“安全五号”内设的秘密医疗中心里，他的目光又一次移向上方，看着休息室的内门。中间的这三十年是多么疯狂啊。在一次不顾压力、不切实际的商业扩张中，他父亲承担了太多的经济风险，一心想赚取巨额的金钱——其实这些钱都源于他的想像，以及贪婪银行家的盘算。他损失了七家超市之中的六家，而最后一家规模最小的超市所能提供的生活方式却让他无法接受；于是，他挺省事地患了一场严重的中风，在康克林即将开始成年生活的时候死去了。
柏林——东西两个柏林。莫斯科、列宁格勒、塔什干、堪察加。维也纳、巴黎、里斯本、伊斯坦布尔。然后又回到世界的另一端，在东京、香港、汉城、柬埔寨、老挝的各个情报站工作，最后在西贡碰上了越战的悲剧。多年来，由于他轻而易举就能精通各种语言，而在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中练出了专长，他成了中情局秘密行动中的尖兵、头号侦察员，往往还是在现场指挥秘密活动的策略家。后来有一个早晨，在笼罩湄公河三角洲的雾霭之中，一枚地雷炸掉了他的一只脚，也把他的生活炸得粉碎。作为一名外勤特工他已经没有什么前途，因为干这份工作必须得身手灵活；后来的日子每况愈下，他也离开了外勤领域。酗酒这一点他能接受，而且还以家族遗传来自遣。在俄罗斯，肃杀冬季的抑郁之感会一直持续到春天、夏天和秋天。这个骨瘦如柴、浑身打战的人眼看着就要垮掉，但却得到了喘息之机。大卫·韦伯——杰森·伯恩——又回到了他的生活中。
这时候幸而门开了，打断了他的沉思。彼得·霍兰缓缓走进休息室。他脸色苍白憔悴，目光呆滞，左手拿着两个小塑料盒，看样子里头各装着一盘磁带。
“我祈求上帝，”霍兰说话时的声音低沉而空洞，就跟耳语差不多，“这辈子再也别让我经历这种事情了，再也别让我看到这副情景。”
“莫里斯怎么样？”
“我看他活不下来……我觉得他会自杀。每隔一会沃尔什就得暂停。告诉你吧，那医生可吓得够呛。”
“天哪，他为什么不干脆停手不做？”
“我叫沃尔什停手来着。他说，莫里斯本人不仅作了明确的指示，而且还把指示写出来签上了名，要求他一字不差地照办。也许这帮医生之间有某种不成文的道德规范吧，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知道，沃尔什给莫里斯接了一台心电图仪，两眼几乎一刻不离地盯着仪器。我也和他一样；看仪器比看莫里斯本人要轻松。天哪，咱们快走！”
“等等。莫里斯怎么办？”
“他暂时还没法去参加欢迎归来的聚会。他得在这儿待上一两天，观察观察。沃尔什早晨会给我打电话。”
“我想去看看他。我得去看
他。”
“还是别看了，他整个人瘫在那儿，简直像是块洗碗布。相信我，你绝对不愿意见到他那副样子，莫里斯也是一样。咱们走。”
“到哪儿去？”
“你在维也纳的房子——我们在维也纳的房子。你那儿应该有磁带录音机吧？”
“除了登月火箭，我那儿什么设备都有，而且大部分我都不会操作。”
“我想在路上停一下，买瓶威士忌。”
“不管你想喝什么，公寓里都有。”
“屋里摆着酒，你不觉得难受么？”霍兰端详着康克林问道。
“要是我觉得难受，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点关系也没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公寓里应该还有一间卧室，对不对？”
“对。”
“好。我们可能大半夜都得听这些东西，”局长举起那两盘磁带，“最初的几遍不会有任何意义。我们能听到的只有痛苦，而不是其中的信息。”
下午五点刚过，他们离开了中情局内部人称“安全五号”的那所房子。白昼越来越短，九月很快就要到了。落日宣告着即将来临的时节变化，那浓烈的色彩象征着一个季节的死亡，也象征着另一个季节的诞生。
“临死前的光芒总是格外明亮。”康克林说。坐在豪华轿车里，他往霍兰旁边的座位上一靠，朝车窗外望去。
“我认为你这句话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很可能是故作深沉。”彼得·霍兰疲惫地说，“不过在弄清这句话是谁的名言之前，我先不坚持后一个论断。是谁说的？”
“耶稣吧，我觉得是。”
“《圣经》从来都没被编辑过。那里头全是些篝火边的谈话，没有任何来自现场的证明。”
康克林若有所思地轻声一笑，“那些东西你到底读没读过？我是说《圣经》。”
“大部分——《圣经》的大部分。”
“是因为你不得不读吧？”
“见鬼，不是。我父母都是十足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俩要是再过头一点儿就会被斥为不信神的贱民。他们闭口不谈自己的宗教观点，这个星期送我和两个姐姐去参加新教的礼拜，下个星期就改做天主教的弥撒，再下个星期又换成犹太教堂。什么时候去哪个教堂从来都没有规律，不过我想，他俩是觉得应该让我们了解全局。这正是促使孩子们去读书的原因。天生的好奇心，包裹在神秘主义的外壳之中。”
“让人难以抗拒，”康克林表示赞同，“我丢掉了自己的信仰；可现在，在自称精神独立这么多年之后，我却在怀疑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些什么。”
“比如说？”
“安慰，彼得。我从来都不觉得安慰。”
“你要安慰干吗呢？”
“我不知道。也许是用它来应付我无法控制的事情吧。”
“你的意思是，你从来都无法在借口之中找到安慰，用一个抽象的借口来开脱自己？对不起，亚历山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法不同。我们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这一点任何忏悔带来的宽恕都改变不了。”
康克林转过头，大睁着双眼盯着霍兰，“谢谢你。”他说。
“谢什么？”
“因为你这番话就像是我以前说的，而且连用词都差不多……五年前我从香港回来的时候，长矛上就挑着一面‘负有责任’的旗帜。”
“你把我说糊涂了。”
“没什么。我现在回正轨了……‘要警惕：教堂之中的专横和只顾自己的想法都是陷阱。’”
“见鬼，这话是谁说的？”
“不是萨沃纳罗拉就是萨尔瓦多·达利，我也记不得了。”
“我的天，别再胡扯了！”霍兰笑着说。
“干吗不扯？咱们到现在好不容易才笑了一回。你那两个姐姐呢？她们后来怎么样？”
“这个笑话可就更逗了。”霍兰回答说。他低下头，勾着下巴，嘴边浮现出一丝顽皮的笑意，“一个在新德里当修女，另一个在纽约开了家公共公司自己当总裁，说起意第绪语来比她那一行的大多数同事都溜。几年前她告诉我，他们不再用‘非犹太女人’这一贬低词称呼她了。她热爱自己的生活；印度的那个姐姐也一样。”
“但是你却选择了军队。”
“没什么‘但是’，亚历山大……我的确选择了军队。那时候我是个愤愤不平的年轻人，当真认为咱们的这个国家为人所不齿。我出身于一个特权家庭，家里有钱，有影响，付得起预科学校的高昂学费。我的家庭确保我——是我，而不是费城或哈莱姆区街上的哪个黑小子——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我只是觉得，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对得起这份特权。我一定要向世人表明，我这种人并不是只知道利用自己的优势来逃避责任；反之，我们要利用它来扩展自己的责任。”
“贵族统治的重生啊，”康克林说，“Noblesse oblige——位高则任重。”
“这么说不公平。”霍兰抗议道。
“很公平，而且是真真切切的公平。希腊语中‘aristo’的意思是‘最优秀的’，而‘kratia’这个词则表示‘统治’。在古代雅典，这样的年轻人领导着军队。他们把剑举在身前冲杀，而不是拖在身后——即便这么做仅仅是为了向部下证明，他们甘愿和最低贱的士兵一起牺牲。因为这些最低贱的士兵都处在他们的统率之下，服从最优秀者的指挥。”
彼得·霍兰仰起头靠在天鹅绒坐椅的靠背上，眼睛半开半阖，“也许这是一部分原因吧，我不确定——我一点都不确定。我们要求得太多了……究竟是为了什么？？还是湄公河那种难以辨认、毫无用处的地盘？为什么？天哪，为什么？他们中了枪，肚子和胸口给打得稀烂，敌人就在他们身前半米开外——只因为越南兵对他们并不熟悉的丛林了如指掌？这到底算是哪门子的战争？……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不走到那帮孩子们跟前说，‘瞧，我就在这儿，跟你们待在一起’，我们他妈的又怎么可能撑那么久？要不是这样，很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抗命事件，或许他们确实应该抗命。那帮孩子就是某些人口中的黑鬼、西班牙佬、搞砸了的家伙，只有小学三年级的读写能力。特权阶级能缓期服役——缓了期就可以不去摸爬滚打，可以不去打那场几乎注定要失败的战争。其他人不行。如果说我这个特权阶级的狗杂种和他们坚守在一起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我这辈子执行过的最好任务。”霍兰突然停下不说了，闭上了眼睛。
“对不起，彼得。我无意对过去的事情大加抨击，真的。实际上，我一开始说的是自己的内疚，不是你的……简直是疯狂啊，这种事一件件自己就衔接了起来，而且越说还越多。你是怎么说的来着？走马灯一样的内疚感。它转到什么时候才能停？”
“现在。”霍兰在椅子上坐直身子，抻了抻脊背和肩膀。他拿起豪华轿车里的电话，按下两个键，说道：“请在维也纳让我们下车。过后你去找家中餐馆，把馆子里最好的菜打包带回来……坦白地说，我最爱吃小排和柠檬鸡。”
霍兰的估计对了一半。第一遍听帕诺夫在药物作用下的心理治疗录音是非常痛苦的，帕诺夫的声音令人震惊不已，情感的成分模糊了录音里包含的信息，对于认识这位心理医生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但是，听第二遍时两人的精力却立即集中起来，毫无疑问，这正是他们在录音中听到的痛苦使然。没有时间沉湎于个人感情；信息突然间变成了全部的重点。他们俩都开始在拍纸簿上做详尽的记录，还频频停下录音机重放了许多段落，好听清楚、弄明白。第三遍听时他们进一步明确了录音中的要点；等到第四遍听完，康克林和彼得·霍兰各自都做了三四十页的笔记。两个人又在沉默之中度过了一个小时，仔细查看自己所做的分析。
“你准备好了吗？”手拿一支笔坐在沙发上的中情局局长问道。
“好了。”康克林说。他坐椅前的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录音机就在他手肘边。
“你先说两句？”
“行。”康克林答道，“刚才听的录音，百分之九十九点四四的内容对我们都没有任何帮助，除了一点：它告诉我们沃尔什是个顶呱呱的讯问人员。他就跳房子那样到处蹦，一下子就能抓住线索，比我快多了。况且我在审讯这方面还不算太业余。”
“同意，”霍兰说，“我审起人来也不算太差，尤其是手里头拿着钝器的时候。沃尔什挺棒的。”
“岂止是挺棒，不过这和咱俩无关。跟我们有关的是他从莫里斯嘴里问出的东西——我又得说‘但是’了——关键并不在于莫里斯回忆起自己泄露了什么信息，因为我们必须假定他几乎已泄漏了我告诉他的一切。相反，关键在于他复述的内容——他当时听到了些什么。”康克林抽出几张纸来，“这儿有一个例子。‘家族会很高兴的……“上头”会给我们祝福。’好，莫里斯并不熟悉犯罪分子的行话，他肯定无法不假思索地把一个词儿和一件事关联起来，但关联就在其中。把‘上头’这个词拿出来，换掉前面的一个字。‘头头’——黑帮头头，根本就不是什么天堂上的生灵。突然间，这个‘家族’跟画家诺曼·罗克韦尔笔下的温馨家庭可就差了十万八千里，而‘祝福’这个词也可以替换成‘赏赐’，或是‘奖励’。”
“黑手党。”彼得·霍兰说。尽管喝了几杯，他的眼神却冷静而清醒，显然酒精已经从体内挥发出去了，“这个地方我没细想，但本能地做了个标记……好，我这里也记了一个非常类似的说法，因为我也在注意莫里斯本人不太可能用的词。”霍兰翻动着自己的拍纸簿，在其中一页停了下来，“在这儿。‘纽约想独吞。’”霍兰继续往下翻，“这儿还有。‘那个华尔街可真厉害。’”局长说完又接着翻起了拍纸簿，“还有这一个。‘浅色水果’——后面的部分听不清了。”
“这个我漏掉了。我倒是听见了，但觉得它好像没什么意思。”
“你怎么会觉得它有意义呢，阿列克谢·孔索里科夫先生？”霍兰微微一笑，“在你那上流白人的外表下——良好的教育，诸如此类——跳动的却是一颗俄国人的心。对于我们这个国家中有些人不得不忍受的东西，你并不是很敏感。”
“啊？”
“我是个上流阶层的白人，‘浅色水果’这个词只不过是别人给我们起的诸多蔑称之一。我必须承认，那些人是受到践踏的其他少数群体。想想看，安布鲁斯特、斯韦恩、阿特金森、伯顿、蒂加登——全都是‘浅色水果’。还有华尔街的某些公司；不管怎么说，那地方从一开始就是白人特权阶级的经济堡垒。”
“梅杜莎，”康克林点头说，“梅杜莎和黑手党……我的天。”
“我们有一个电话号码！”霍兰在沙发上往前一倾，“在伯恩从斯韦恩家里弄来的那个账本上。”
“我已经打过了，记得吗？那号码其实只是个电话答录机。”
“这就够了。我们能查到地点。”
“那又怎么样？听留言的人不管是谁，只要在外地拨个电话就行；而且这家伙只要是长了点脑子，就会用公用电话打。这种传递情报方法不仅无法追踪，而且还能把其他所有留言都抹掉，所以我们不能去窃听。”
“搞外勤的，你对高科技不太在行，对不对？”
“咱们这么说吧，”康克林答道，“我买过一台录像机，打算用来看老片子。我搞不懂该怎么把闪个不停的破时间显示关掉。我给卖机子的人打电话，他说：‘看看机子内部面板上的说明。’内部面板在哪儿我都找不着。”
“那我就跟你解释一下，怎么来对付电话答录机……我们可以从外部干扰它。”
“哎呀天哪，小狗桑迪，这一下小孤女安妮出自美国漫画家Harold Gray创作的系列漫画《小孤女安妮》（Little Orphan Annie）。漫画描述性情开朗的孤女安妮带着一条名叫桑迪的小狗在冷酷的社会中奋力求生，并遇到了许多冒险经历。该怎么办才好啊？这他妈的有什么屁用？只会把消息来源掐断。”
“你忘了。我们通过号码查到了地址。”
“哦？”
“肯定会有人来修电话答录机。”
“哦。”
“我们把他抓住，然后查清楚是谁派他来的。”
“知道吗，彼得，你这人还是挺有前途的。我的意思是就一个新手而言，虽说你现在坐这个位子非常不够格。”
“可惜啊，我也不能请你喝一杯。”
奥格尔维斯波福德克劳福德科恩律师事务所的布赖斯·奥格尔维正在口授一份极为复杂的答复，准备提交司法部反垄断局，这时他最私人的一部电话响了；这部电话直接通到他的办公桌上。他拿起电话，按下绿键，飞快地说了起来。“等等。”他命令道，同时抬眼看了看秘书，“能不能请你出去一下？”
“当然，先生。”秘书从椅子上站起身，穿过气派的大办公室出了门。
“喂，什么事？”奥格尔维又对着话筒说。
“答录机不管用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电话线路那头传来一个声音。
“怎么搞的？”
“不知道。我只能听到忙音。”
“那可是市面上最好的设备。也许你打电话的时候别人正在通话。”
“我刚才连着打了两个钟头。出故障了。就连最好的机器也有坏掉的时候。”
“好吧，派个人过去检查一下。找个黑鬼去。”
“那当然。白人是不会上那种地方去的。”
“哦，那可不一样。那时候我年轻多了，而且另一只脚还在。”
“就假装你现在也有呗，圣人亚历山大，”霍兰眨了眨眼，“我到屋里头去了。咱们俩得有一个人在。”
“混蛋！”
康克林在休息室里坐了一小时四十七分钟。他那只装着可脱卸假脚的断腿从来没抽搐过，但如今却一跳一跳地直抽。他不知道这种不可能出现的感觉意味着什么，但他不能对这种放射到整条腿的跳动置之不理。就算没有其他的问题，这也是件值得思索的事情。于是，他颇为留恋地回想起年轻时的日子，自己两只脚都还在的时候，还有更早的时光。哦，他原来多想改变这个世界！那种命中注定的感觉多么强烈——是命运，让他在高中时代成为最年轻的毕业生代表，成为乔治敦大学最年轻的新生，学术之路向他闪烁的光芒是多么明亮！后来，不知在哪个地方，有人发现他出生时的名字并非亚历山大·康克林，而是阿列克谢·尼古拉·孔索里科夫，从此他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个男人的面目康克林如今已记不清楚，他当时随随便便地问了一个问题；康克林的回答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你也许会说俄语吧？”
“当然会。”他答道。来客这么问让他觉得有点好笑。“你显然知道，我父母是移民。我不单单长在一个俄罗斯家庭，而且周围的邻居也都是俄罗斯人，至少早些年是这样。你要是不会说俄语，想去ovoshoi otdel——就是食杂店——买块面包都难。在教会学校里，年纪大一点的牧师和修女——比如那些波兰人——都极力坚持要说俄语……这一点对我放弃宗教信仰肯定起到了作用。”
“但那都是早些年的事了，刚才你也说过。”
“对。”
“现在有什么变化呢？”
“照我看，你们政府报告上的某个部分肯定提到了这些变化，而且肯定很难让那位邪恶的麦卡锡参议员满意。”
回忆着这些对话，康克林也想起了那张脸。那是张中年人的脸，突然之间变得毫无表情，两眼蒙上了一层阴云，但却含着强自克制的怒火。“我向你保证，康克林先生，我和那位参议员没有任何关联。你说他邪恶，我却不会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不过它们和今天的事不相干……发生了什么变化？”
“到了年纪一大把的时候，我父亲变成了原先在苏联时的那种人——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资本家。根据最近的统计，他在几个高级商业中心里拥有七家超市。店名都是‘康克林一角’。他现在八十多岁了，虽然我非常爱他，却不得不遗憾地说，他是麦卡锡参议员的热烈拥护者。考虑到他的年纪，苦苦奋斗了这么多年，又对苏联人恨之入骨，我干脆就不去和他讨论这个话题。”
“你非常聪明，而且很圆滑。”
“聪明，而且圆滑。”康克林表示赞成。
“我在‘康克林一角’的几家店买过东西。价格可有点儿贵啊。”
“啊，没错。”
“‘康克林’这名字是从哪儿来的？”
“我父亲。我妈说他在一块机油广告牌上看到了这个名字，她觉得好像是这样。那是他们来到美国四五年之后。当然，孔索里科夫这个名字就得扔掉啦。我那位相当偏执的父亲曾经说过，‘在这地方用俄罗斯名字的人里头，只有犹太人才能挣钱。’对这个话题我也是避而不谈。”
“很圆滑。”
“这不难。他这个人也还是有一些优点的。”
“就算他没有优点，我敢肯定你在施展圆滑手段、隐藏自己感受的时候也会很令人信服。”
“我怎么觉得你这是在套话呢？”
“因为确实就是这样，康克林先生。我是一个政府部门的代表，他们对你非常感兴趣。你加入这个部门将会前途无量，十年来我招募来的人个个都是如此。”
那番谈话发生在将近三十年前，康克林想。在“安全五号”内设的秘密医疗中心里，他的目光又一次移向上方，看着休息室的内门。中间的这三十年是多么疯狂啊。在一次不顾压力、不切实际的商业扩张中，他父亲承担了太多的经济风险，一心想赚取巨额的金钱——其实这些钱都源于他的想像，以及贪婪银行家的盘算。他损失了七家超市之中的六家，而最后一家规模最小的超市所能提供的生活方式却让他无法接受；于是，他挺省事地患了一场严重的中风，在康克林即将开始成年生活的时候死去了。
柏林——东西两个柏林。莫斯科、列宁格勒、塔什干、堪察加。维也纳、巴黎、里斯本、伊斯坦布尔。然后又回到世界的另一端，在东京、香港、汉城、柬埔寨、老挝的各个情报站工作，最后在西贡碰上了越战的悲剧。多年来，由于他轻而易举就能精通各种语言，而在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中练出了专长，他成了中情局秘密行动中的尖兵、头号侦察员，往往还是在现场指挥秘密活动的策略家。后来有一个早晨，在笼罩湄公河三角洲的雾霭之中，一枚地雷炸掉了他的一只脚，也把他的生活炸得粉碎。作为一名外勤特工他已经没有什么前途，因为干这份工作必须得身手灵活；后来的日子每况愈下，他也离开了外勤领域。酗酒这一点他能接受，而且还以家族遗传来自遣。在俄罗斯，肃杀冬季的抑郁之感会一直持续到春天、夏天和秋天。这个骨瘦如柴、浑身打战的人眼看着就要垮掉，但却得到了喘息之机。大卫·韦伯——杰森·伯恩——又回到了他的生活中。
这时候幸而门开了，打断了他的沉思。彼得·霍兰缓缓走进休息室。他脸色苍白憔悴，目光呆滞，左手拿着两个小塑料盒，看样子里头各装着一盘磁带。
“我祈求上帝，”霍兰说话时的声音低沉而空洞，就跟耳语差不多，“这辈子再也别让我经历这种事情了，再也别让我看到这副情景。”
“莫里斯怎么样？”
“我看他活不下来……我觉得他会自杀。每隔一会沃尔什就得暂停。告诉你吧，那医生可吓得够呛。”
“天哪，他为什么不干脆停手不做？”
“我叫沃尔什停手来着。他说，莫里斯本人不仅作了明确的指示，而且还把指示写出来签上了名，要求他一字不差地照办。也许这帮医生之间有某种不成文的道德规范吧，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知道，沃尔什给莫里斯接了一台心电图仪，两眼几乎一刻不离地盯着仪器。我也和他一样；看仪器比看莫里斯本人要轻松。天哪，咱们快走！”
“等等。莫里斯怎么办？”
“他暂时还没法去参加欢迎归来的聚会。他得在这儿待上一两天，观察观察。沃尔什早晨会给我打电话。”
“我想去看看他。我得去看
他。”
“还是别看了，他整个人瘫在那儿，简直像是块洗碗布。相信我，你绝对不愿意见到他那副样子，莫里斯也是一样。咱们走。”
“到哪儿去？”
“你在维也纳的房子——我们在维也纳的房子。你那儿应该有磁带录音机吧？”
“除了登月火箭，我那儿什么设备都有，而且大部分我都不会操作。”
“我想在路上停一下，买瓶威士忌。”
“不管你想喝什么，公寓里都有。”
“屋里摆着酒，你不觉得难受么？”霍兰端详着康克林问道。
“要是我觉得难受，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点关系也没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公寓里应该还有一间卧室，对不对？”
“对。”
“好。我们可能大半夜都得听这些东西，”局长举起那两盘磁带，“最初的几遍不会有任何意义。我们能听到的只有痛苦，而不是其中的信息。”
下午五点刚过，他们离开了中情局内部人称“安全五号”的那所房子。白昼越来越短，九月很快就要到了。落日宣告着即将来临的时节变化，那浓烈的色彩象征着一个季节的死亡，也象征着另一个季节的诞生。
“临死前的光芒总是格外明亮。”康克林说。坐在豪华轿车里，他往霍兰旁边的座位上一靠，朝车窗外望去。
“我认为你这句话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很可能是故作深沉。”彼得·霍兰疲惫地说，“不过在弄清这句话是谁的名言之前，我先不坚持后一个论断。是谁说的？”
“耶稣吧，我觉得是。”
“《圣经》从来都没被编辑过。那里头全是些篝火边的谈话，没有任何来自现场的证明。”
康克林若有所思地轻声一笑，“那些东西你到底读没读过？我是说《圣经》。”
“大部分——《圣经》的大部分。”
“是因为你不得不读吧？”
“见鬼，不是。我父母都是十足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俩要是再过头一点儿就会被斥为不信神的贱民。他们闭口不谈自己的宗教观点，这个星期送我和两个姐姐去参加新教的礼拜，下个星期就改做天主教的弥撒，再下个星期又换成犹太教堂。什么时候去哪个教堂从来都没有规律，不过我想，他俩是觉得应该让我们了解全局。这正是促使孩子们去读书的原因。天生的好奇心，包裹在神秘主义的外壳之中。”
“让人难以抗拒，”康克林表示赞同，“我丢掉了自己的信仰；可现在，在自称精神独立这么多年之后，我却在怀疑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些什么。”
“比如说？”
“安慰，彼得。我从来都不觉得安慰。”
“你要安慰干吗呢？”
“我不知道。也许是用它来应付我无法控制的事情吧。”
“你的意思是，你从来都无法在借口之中找到安慰，用一个抽象的借口来开脱自己？对不起，亚历山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法不同。我们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这一点任何忏悔带来的宽恕都改变不了。”
康克林转过头，大睁着双眼盯着霍兰，“谢谢你。”他说。
“谢什么？”
“因为你这番话就像是我以前说的，而且连用词都差不多……五年前我从香港回来的时候，长矛上就挑着一面‘负有责任’的旗帜。”
“你把我说糊涂了。”
“没什么。我现在回正轨了……‘要警惕：教堂之中的专横和只顾自己的想法都是陷阱。’”
“见鬼，这话是谁说的？”
“不是萨沃纳罗拉就是萨尔瓦多·达利，我也记不得了。”
“我的天，别再胡扯了！”霍兰笑着说。
“干吗不扯？咱们到现在好不容易才笑了一回。你那两个姐姐呢？她们后来怎么样？”
“这个笑话可就更逗了。”霍兰回答说。他低下头，勾着下巴，嘴边浮现出一丝顽皮的笑意，“一个在新德里当修女，另一个在纽约开了家公共公司自己当总裁，说起意第绪语来比她那一行的大多数同事都溜。几年前她告诉我，他们不再用‘非犹太女人’这一贬低词称呼她了。她热爱自己的生活；印度的那个姐姐也一样。”
“但是你却选择了军队。”
“没什么‘但是’，亚历山大……我的确选择了军队。那时候我是个愤愤不平的年轻人，当真认为咱们的这个国家为人所不齿。我出身于一个特权家庭，家里有钱，有影响，付得起预科学校的高昂学费。我的家庭确保我——是我，而不是费城或哈莱姆区街上的哪个黑小子——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我只是觉得，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对得起这份特权。我一定要向世人表明，我这种人并不是只知道利用自己的优势来逃避责任；反之，我们要利用它来扩展自己的责任。”
“贵族统治的重生啊，”康克林说，“Noblesse oblige——位高则任重。”
“这么说不公平。”霍兰抗议道。
“很公平，而且是真真切切的公平。希腊语中‘aristo’的意思是‘最优秀的’，而‘kratia’这个词则表示‘统治’。在古代雅典，这样的年轻人领导着军队。他们把剑举在身前冲杀，而不是拖在身后——即便这么做仅仅是为了向部下证明，他们甘愿和最低贱的士兵一起牺牲。因为这些最低贱的士兵都处在他们的统率之下，服从最优秀者的指挥。”
彼得·霍兰仰起头靠在天鹅绒坐椅的靠背上，眼睛半开半阖，“也许这是一部分原因吧，我不确定——我一点都不确定。我们要求得太多了……究竟是为了什么？？还是湄公河那种难以辨认、毫无用处的地盘？为什么？天哪，为什么？他们中了枪，肚子和胸口给打得稀烂，敌人就在他们身前半米开外——只因为越南兵对他们并不熟悉的丛林了如指掌？这到底算是哪门子的战争？……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不走到那帮孩子们跟前说，‘瞧，我就在这儿，跟你们待在一起’，我们他妈的又怎么可能撑那么久？要不是这样，很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抗命事件，或许他们确实应该抗命。那帮孩子就是某些人口中的黑鬼、西班牙佬、搞砸了的家伙，只有小学三年级的读写能力。特权阶级能缓期服役——缓了期就可以不去摸爬滚打，可以不去打那场几乎注定要失败的战争。其他人不行。如果说我这个特权阶级的狗杂种和他们坚守在一起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我这辈子执行过的最好任务。”霍兰突然停下不说了，闭上了眼睛。
“对不起，彼得。我无意对过去的事情大加抨击，真的。实际上，我一开始说的是自己的内疚，不是你的……简直是疯狂啊，这种事一件件自己就衔接了起来，而且越说还越多。你是怎么说的来着？走马灯一样的内疚感。它转到什么时候才能停？”
“现在。”霍兰在椅子上坐直身子，抻了抻脊背和肩膀。他拿起豪华轿车里的电话，按下两个键，说道：“请在维也纳让我们下车。过后你去找家中餐馆，把馆子里最好的菜打包带回来……坦白地说，我最爱吃小排和柠檬鸡。”
霍兰的估计对了一半。第一遍听帕诺夫在药物作用下的心理治疗录音是非常痛苦的，帕诺夫的声音令人震惊不已，情感的成分模糊了录音里包含的信息，对于认识这位心理医生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但是，听第二遍时两人的精力却立即集中起来，毫无疑问，这正是他们在录音中听到的痛苦使然。没有时间沉湎于个人感情；信息突然间变成了全部的重点。他们俩都开始在拍纸簿上做详尽的记录，还频频停下录音机重放了许多段落，好听清楚、弄明白。第三遍听时他们进一步明确了录音中的要点；等到第四遍听完，康克林和彼得·霍兰各自都做了三四十页的笔记。两个人又在沉默之中度过了一个小时，仔细查看自己所做的分析。
“你准备好了吗？”手拿一支笔坐在沙发上的中情局局长问道。
“好了。”康克林说。他坐椅前的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录音机就在他手肘边。
“你先说两句？”
“行。”康克林答道，“刚才听的录音，百分之九十九点四四的内容对我们都没有任何帮助，除了一点：它告诉我们沃尔什是个顶呱呱的讯问人员。他就跳房子那样到处蹦，一下子就能抓住线索，比我快多了。况且我在审讯这方面还不算太业余。”
“同意，”霍兰说，“我审起人来也不算太差，尤其是手里头拿着钝器的时候。沃尔什挺棒的。”
“岂止是挺棒，不过这和咱俩无关。跟我们有关的是他从莫里斯嘴里问出的东西——我又得说‘但是’了——关键并不在于莫里斯回忆起自己泄露了什么信息，因为我们必须假定他几乎已泄漏了我告诉他的一切。相反，关键在于他复述的内容——他当时听到了些什么。”康克林抽出几张纸来，“这儿有一个例子。‘家族会很高兴的……“上头”会给我们祝福。’好，莫里斯并不熟悉犯罪分子的行话，他肯定无法不假思索地把一个词儿和一件事关联起来，但关联就在其中。把‘上头’这个词拿出来，换掉前面的一个字。‘头头’——黑帮头头，根本就不是什么天堂上的生灵。突然间，这个‘家族’跟画家诺曼·罗克韦尔笔下的温馨家庭可就差了十万八千里，而‘祝福’这个词也可以替换成‘赏赐’，或是‘奖励’。”
“黑手党。”彼得·霍兰说。尽管喝了几杯，他的眼神却冷静而清醒，显然酒精已经从体内挥发出去了，“这个地方我没细想，但本能地做了个标记……好，我这里也记了一个非常类似的说法，因为我也在注意莫里斯本人不太可能用的词。”霍兰翻动着自己的拍纸簿，在其中一页停了下来，“在这儿。‘纽约想独吞。’”霍兰继续往下翻，“这儿还有。‘那个华尔街可真厉害。’”局长说完又接着翻起了拍纸簿，“还有这一个。‘浅色水果’——后面的部分听不清了。”
“这个我漏掉了。我倒是听见了，但觉得它好像没什么意思。”
“你怎么会觉得它有意义呢，阿列克谢·孔索里科夫先生？”霍兰微微一笑，“在你那上流白人的外表下——良好的教育，诸如此类——跳动的却是一颗俄国人的心。对于我们这个国家中有些人不得不忍受的东西，你并不是很敏感。”
“啊？”
“我是个上流阶层的白人，‘浅色水果’这个词只不过是别人给我们起的诸多蔑称之一。我必须承认，那些人是受到践踏的其他少数群体。想想看，安布鲁斯特、斯韦恩、阿特金森、伯顿、蒂加登——全都是‘浅色水果’。还有华尔街的某些公司；不管怎么说，那地方从一开始就是白人特权阶级的经济堡垒。”
“梅杜莎，”康克林点头说，“梅杜莎和黑手党……我的天。”
“我们有一个电话号码！”霍兰在沙发上往前一倾，“在伯恩从斯韦恩家里弄来的那个账本上。”
“我已经打过了，记得吗？那号码其实只是个电话答录机。”
“这就够了。我们能查到地点。”
“那又怎么样？听留言的人不管是谁，只要在外地拨个电话就行；而且这家伙只要是长了点脑子，就会用公用电话打。这种传递情报方法不仅无法追踪，而且还能把其他所有留言都抹掉，所以我们不能去窃听。”
“搞外勤的，你对高科技不太在行，对不对？”
“咱们这么说吧，”康克林答道，“我买过一台录像机，打算用来看老片子。我搞不懂该怎么把闪个不停的破时间显示关掉。我给卖机子的人打电话，他说：‘看看机子内部面板上的说明。’内部面板在哪儿我都找不着。”
“那我就跟你解释一下，怎么来对付电话答录机……我们可以从外部干扰它。”
“哎呀天哪，小狗桑迪，这一下小孤女安妮出自美国漫画家Harold Gray创作的系列漫画《小孤女安妮》（Little Orphan Annie）。漫画描述性情开朗的孤女安妮带着一条名叫桑迪的小狗在冷酷的社会中奋力求生，并遇到了许多冒险经历。该怎么办才好啊？这他妈的有什么屁用？只会把消息来源掐断。”
“你忘了。我们通过号码查到了地址。”
“哦？”
“肯定会有人来修电话答录机。”
“哦。”
“我们把他抓住，然后查清楚是谁派他来的。”
“知道吗，彼得，你这人还是挺有前途的。我的意思是就一个新手而言，虽说你现在坐这个位子非常不够格。”
“可惜啊，我也不能请你喝一杯。”
奥格尔维斯波福德克劳福德科恩律师事务所的布赖斯·奥格尔维正在口授一份极为复杂的答复，准备提交司法部反垄断局，这时他最私人的一部电话响了；这部电话直接通到他的办公桌上。他拿起电话，按下绿键，飞快地说了起来。“等等。”他命令道，同时抬眼看了看秘书，“能不能请你出去一下？”
“当然，先生。”秘书从椅子上站起身，穿过气派的大办公室出了门。
“喂，什么事？”奥格尔维又对着话筒说。
“答录机不管用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电话线路那头传来一个声音。
“怎么搞的？”
“不知道。我只能听到忙音。”
“那可是市面上最好的设备。也许你打电话的时候别人正在通话。”
“我刚才连着打了两个钟头。出故障了。就连最好的机器也有坏掉的时候。”
“好吧，派个人过去检查一下。找个黑鬼去。”
“那当然。白人是不会上那种地方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