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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要去拜访的人姓李，是个台湾人。他既是渔具厂老板，也是位钓具改装大师。老鬼送我那根钓竿，就经他之手改装过，我非常喜欢。
我起了个大早，天不亮就赶到机场，先飞杭州，然后搭乘高铁到桐乡。那个地址我很熟悉，以往常在老鬼的验货单上见，距市区不远。
出了高铁站，见广场上一辆出租车空着，我坐了上去。
也许刚下过雨，天空灰蒙蒙一片。出租车驶离站前广场，经过两个红绿灯路口，便上了宽阔的干道。这条路两边房屋不多，有不少农田。农田由成排的梧桐和笔直的小河，分割成大小不等的矩形小块。那些梧桐树下，全是纵横交错的小道。没多久，我们就拐上了其中一条。
“来出差？”出租车司机是位有着两个大眼泡的中年人，看起来很和善。据说做他们这行的，都很有眼力，看人十有八九不会错。
“算是吧。”我说。
“没带行李？”他明知故问。
“待不了多久，办完事就走。”
“这两年外地来的人少了。前几年多。”
“不景气？”
“好多台资厂都撤了，有些去了西部。”司机摇了摇头说，接着，又转头看了看我，“先生从哪里过来？”
“重庆。”
“哦，四川的。”
“以前是。”我说。
这位好心的司机将我一直送到工厂门口，还给我留了手机号，说是离开时如果需要用车，就打那个电话。
要不了多久我就会知道，若没有这么周到的服务，还真是麻烦。
那家渔具厂跟另一家做包装的企业共享大门，因此没有挂牌。但我一眼就认出右边那排建筑外墙上那只努力追饵的鱼形标志。两排车间式建筑当中，是一片共用场地。场上停着三辆小货车，一辆大货车。不知是刚卸完货，还是正准备装货，那辆大货车旁边，覆盖着防水布的货物堆得像小山一样。
我进去时，院子里正围了一圈穿蓝布工装的人，应该都是厂里的工人。但不知是包装厂的，还是渔具厂的。也许两家的人都有。人群中，还站着两个穿警服的，好像在调查什么情况。
我走过去，站在人群背后，听他们说些什么。
“李总每天都这个时候到厂，9点到10点之间，绝不超过10点。他的时间非常有规律。”一个大嗓门女工说。
“不超过10点。”另一个男的也附和道。
刚听第一句，我就明白了，警方是在调查取证，而且对象很可能就是我这次要找的人。我想先听听，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最近有没有什么人来厂里找他，或是有陌生人在附近转悠？”一位戴眼镜的警官抬起头，向人群里最爱主动回答问题那位女士问。
“咱们天天在车间里埋头干活，这哪儿能知道。这得问黄经理。”那位女士代表大家答道，“我们不知道。”
“不要紧张，问这个没别的目的，只是需要排除一些因素，以便确定只是单纯的车祸。这两天大伙儿多加留意，肇事者都喜欢重返现场。”
还是那位声音洪亮的女士说：“来我们这里的人不多，但最近也有。前天还接待了两位来看货的日本客人。要了解详细情况，还是得问黄经理。”
这时，我跟着大伙儿的视线，注意到人群之外有位个子瘦高，戴着无框眼镜的男士。那人身穿绿色衬衣，里面还穿了件灰色T恤，正在跟一个看上去像是乡镇干部的人讲话。我心里默认，他就是黄经理。
两位警官并不着急，又开导了几句，大伙儿的话这才多起来。
“根据现场脚印，摩托骑手还停下车，去查看了情况。”
“最初可能还是想救人，发现伤者情况严重，才逃逸的吧。”
“早上我听人说，他看见那人骑车跑了。他说以前没见过那人。”
“我也听说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开始还是小声议论，慢慢就变得义愤填膺。最后有个人突然提高音量，仿佛即将指认出那位摩托车骑手似的。
“那是个外地人。”他铿锵有力的说。
听起来，这些工人都具有高超的侦查能力，不仅会分析线索，还能判断现场的脚印。而且他们并非随便说说，因为好几个人这时都在注视着我。最后说话
那人也在看着我，脸上显得颇为得意。
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就是外地人。
*
我已经引起这帮人注意。人群自发散开，并以我为圆心，重新形成一个半包围圈。一位警官上前两步，站在我面前。他没戴眼镜，质疑和警惕从他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十分自然地流露出来。
我向面前这位警官表明，自己并不是什么摩托车骑手。我是来渔具厂找人办事的，刚下火车，有出租车司机可以作证。“如果不相信，”我坦然自若的对那位警官说，“可以给你们看我的车票。”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足以证明自己清白的重要物证，心里长长松了口气。
“把你的身份证给我。”警官对我说。
我掏出身份证，递给他。
“你来这里找人？”警官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把身份证递还给我。
“我来找渔具厂老板，李总。”
话音刚落，那位刚对我放松警惕的警官，又开始认真打量我。
“把你的身份证给我。”这时，戴眼镜那位警官又对我伸出手。
我不知道他们为何要再次查看证件，却敏感地意识到情况不妙，心里不由有些后悔。明明刚才听他们说话那意思，李总好像是出了什么事，自己干嘛还要说是来找他？可我不知道还能说找谁。我有些不情愿地将身份证再次递出去，心里七上八下。警察办事经常就喜欢这样，先是若无其事地找你要证件，然后就不还给你了，非要跟他们走一趟，折腾半天才能取回。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戴眼镜的警官对我的身份证进行了登记，又拿出一个电子仪器，把证件放在屏幕上进行扫描。他在那上面看了看，叫我报出来时搭乘的出租车车牌号。我说不记得，但有司机的电话。他就叫我把电话号码报给他。他记下了那位司机的手机号码，然后慢吞吞的问：“说说吧，你来找李总干什么？”
“必须回答吗？”我心里十分生气，语气不由变得强硬起来，“找人是我的私事，我有权利不说。除非你们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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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要去拜访的人姓李，是个台湾人。他既是渔具厂老板，也是位钓具改装大师。老鬼送我那根钓竿，就经他之手改装过，我非常喜欢。
我起了个大早，天不亮就赶到机场，先飞杭州，然后搭乘高铁到桐乡。那个地址我很熟悉，以往常在老鬼的验货单上见，距市区不远。
出了高铁站，见广场上一辆出租车空着，我坐了上去。
也许刚下过雨，天空灰蒙蒙一片。出租车驶离站前广场，经过两个红绿灯路口，便上了宽阔的干道。这条路两边房屋不多，有不少农田。农田由成排的梧桐和笔直的小河，分割成大小不等的矩形小块。那些梧桐树下，全是纵横交错的小道。没多久，我们就拐上了其中一条。
“来出差？”出租车司机是位有着两个大眼泡的中年人，看起来很和善。据说做他们这行的，都很有眼力，看人十有八九不会错。
“算是吧。”我说。
“没带行李？”他明知故问。
“待不了多久，办完事就走。”
“这两年外地来的人少了。前几年多。”
“不景气？”
“好多台资厂都撤了，有些去了西部。”司机摇了摇头说，接着，又转头看了看我，“先生从哪里过来？”
“重庆。”
“哦，四川的。”
“以前是。”我说。
这位好心的司机将我一直送到工厂门口，还给我留了手机号，说是离开时如果需要用车，就打那个电话。
要不了多久我就会知道，若没有这么周到的服务，还真是麻烦。
那家渔具厂跟另一家做包装的企业共享大门，因此没有挂牌。但我一眼就认出右边那排建筑外墙上那只努力追饵的鱼形标志。两排车间式建筑当中，是一片共用场地。场上停着三辆小货车，一辆大货车。不知是刚卸完货，还是正准备装货，那辆大货车旁边，覆盖着防水布的货物堆得像小山一样。
我进去时，院子里正围了一圈穿蓝布工装的人，应该都是厂里的工人。但不知是包装厂的，还是渔具厂的。也许两家的人都有。人群中，还站着两个穿警服的，好像在调查什么情况。
我走过去，站在人群背后，听他们说些什么。
“李总每天都这个时候到厂，9点到10点之间，绝不超过10点。他的时间非常有规律。”一个大嗓门女工说。
“不超过10点。”另一个男的也附和道。
刚听第一句，我就明白了，警方是在调查取证，而且对象很可能就是我这次要找的人。我想先听听，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最近有没有什么人来厂里找他，或是有陌生人在附近转悠？”一位戴眼镜的警官抬起头，向人群里最爱主动回答问题那位女士问。
“咱们天天在车间里埋头干活，这哪儿能知道。这得问黄经理。”那位女士代表大家答道，“我们不知道。”
“不要紧张，问这个没别的目的，只是需要排除一些因素，以便确定只是单纯的车祸。这两天大伙儿多加留意，肇事者都喜欢重返现场。”
还是那位声音洪亮的女士说：“来我们这里的人不多，但最近也有。前天还接待了两位来看货的日本客人。要了解详细情况，还是得问黄经理。”
这时，我跟着大伙儿的视线，注意到人群之外有位个子瘦高，戴着无框眼镜的男士。那人身穿绿色衬衣，里面还穿了件灰色T恤，正在跟一个看上去像是乡镇干部的人讲话。我心里默认，他就是黄经理。
两位警官并不着急，又开导了几句，大伙儿的话这才多起来。
“根据现场脚印，摩托骑手还停下车，去查看了情况。”
“最初可能还是想救人，发现伤者情况严重，才逃逸的吧。”
“早上我听人说，他看见那人骑车跑了。他说以前没见过那人。”
“我也听说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开始还是小声议论，慢慢就变得义愤填膺。最后有个人突然提高音量，仿佛即将指认出那位摩托车骑手似的。
“那是个外地人。”他铿锵有力的说。
听起来，这些工人都具有高超的侦查能力，不仅会分析线索，还能判断现场的脚印。而且他们并非随便说说，因为好几个人这时都在注视着我。最后说话
那人也在看着我，脸上显得颇为得意。
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就是外地人。
*
我已经引起这帮人注意。人群自发散开，并以我为圆心，重新形成一个半包围圈。一位警官上前两步，站在我面前。他没戴眼镜，质疑和警惕从他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十分自然地流露出来。
我向面前这位警官表明，自己并不是什么摩托车骑手。我是来渔具厂找人办事的，刚下火车，有出租车司机可以作证。“如果不相信，”我坦然自若的对那位警官说，“可以给你们看我的车票。”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足以证明自己清白的重要物证，心里长长松了口气。
“把你的身份证给我。”警官对我说。
我掏出身份证，递给他。
“你来这里找人？”警官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把身份证递还给我。
“我来找渔具厂老板，李总。”
话音刚落，那位刚对我放松警惕的警官，又开始认真打量我。
“把你的身份证给我。”这时，戴眼镜那位警官又对我伸出手。
我不知道他们为何要再次查看证件，却敏感地意识到情况不妙，心里不由有些后悔。明明刚才听他们说话那意思，李总好像是出了什么事，自己干嘛还要说是来找他？可我不知道还能说找谁。我有些不情愿地将身份证再次递出去，心里七上八下。警察办事经常就喜欢这样，先是若无其事地找你要证件，然后就不还给你了，非要跟他们走一趟，折腾半天才能取回。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戴眼镜的警官对我的身份证进行了登记，又拿出一个电子仪器，把证件放在屏幕上进行扫描。他在那上面看了看，叫我报出来时搭乘的出租车车牌号。我说不记得，但有司机的电话。他就叫我把电话号码报给他。他记下了那位司机的手机号码，然后慢吞吞的问：“说说吧，你来找李总干什么？”
“必须回答吗？”我心里十分生气，语气不由变得强硬起来，“找人是我的私事，我有权利不说。除非你们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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