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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害，而束厂张诚、孙暹、陈矩都安然寂静。
陈矩审理妖书一案，没有株连无辜和滥判，当时的人颇称道他。
恰逢皇帝也无意于峻刻勘查，刑罚用得稀少，厂卫的监狱里甚至生了青草。
到天启时，魏忠贤以秉笔太监身份总领厂内事务，任用卫使田尔耕、镇抚许显纯之徒，专门从事用酷虐手段钳制朝廷内外人士，厂卫之毒达到极点。
凡是掌管司礼监印信的宦官，僚属称其为宗主，而总领东厂的叫督主。
束厂的属官没有专职官，掌刑由一个千户担任，理刑由一个百户担任，理刑也叫贴刑，都是锦衣卫的官员。
他们的差役都由锦衣卫提供，卫里最狡黠乖巧的士卒就调拨给他们充任。
差役长叫档头，其帽子的顶端尖锐，衣服是青白色的被褶褂，上面系着小布丝，脚穿白皮靴，专管侦伺。
其手下有番子数人为之办事。
京城的亡命之徒，骗财或挟仇的，枧办事者为窟穴。
他们打探到人家一件隐私，就通过番子密告给档头，档头根据事情大小先付给金钱。
事情叫起敷，钱叫买起敷。
既已得知阴事，档头率领番子去到犯禁的人家，门外左右坐人，叫做打椿。
其它番子就闯入室内，抓住其人审讯，没有左证或符牒，主人按要求给足贿赂，也就径直离开。
稍不如意，就严刑拷打，刑名叫干醉酒，又叫搬罾儿，其痛楚比官家规定的刑蜀厉害十倍。
还授意挨整者牵连有财力的人，有财力的贿赂他们足够多的金钱，就没有事。
如果惜钱不给，或所给不足，立即报告皇帝，将其下交镇抚司监狱，犯人立时就要丧命。
每月初一，几百个厂役在庭院中抽签，然后分别监视官府。
其中监视内府诸处会审大案和北镇抚司审讯重罪犯的叫听记，到其它官府和各个城门搜访的叫坐记。
某官做了某事，某城门发现某奸事，胥吏一条绦告诉坐记，坐记转告厂，叫打事件。
即使是深夜到束华门，从缝隙中进去了，也有人悄悄报告给皇帝。
因此事情无论大小，天子都能知道。
家人柴米油盐琐事，有的竟在宫中传为笑料。
上下惴惴不安，无不惧怕打事件的。
锦衣卫的办法也跟厂一样，但是必须写出疏条上奏，纔能让天子知道，所以它的势力远不如厂。
一天晚上，有四个人在密室裹喝酒，其中一个喝得痛快了，馒骂魏忠贤，另外三人噤口不敢出声。
还没骂完，番子就进来抓住四人，将他们送到魏忠贤那里，魏忠贤立即肢解了骂他的人，而拿钱慰劳其它三人。
三人魂飞魄丧，动也不敢动。
庄烈帝即位，魏忠贤伏法被诛。
而后王体干、王永祚、郑之惠、李承芳、曹化淳、王德化、王之心、王化民、齐本正等相继统领厂内事务，告密之风不曾平息。
为奖励王之心、曹化淳缉奸的功劳，封荫弟侄辈入锦衣卫充任百户。
而王德化及东厂理刑昊道正等侦伺到合臣薛国观隐私，薛国观因此被整死。
当时卫使已长期慑服于厂威，大抵俯首受之驱使。
崇桢十五年，御史杨仁愿说：“高皇帝设官，没有所谓的侦缉衙门。
臣下有不法行为，谏官直接纠察，没有揭发隐私的。
后来因为肃清皇帝身边的奸恶，纔建置束厂。
臣在南城供职，所审阅的讼词，多是因为假番子侵害而诉冤。
假称东厂造成的危害尚且如此，何况真的呢？这是由于长期累积起来的威势造成的。
所谓累积的威势是指，柬厂考核提拔的办法，是比较上报案件的多少，番役每每出高价来购买事件，出卖者甚至诱人为奸盗而卖事件，番役不问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卖者已经分利走了。
心怀怨忿告发人，诬陷别人使之受严刑峻法的制裁，怀恨者无不心满意足。
希望皇上放宽封束厂事件的责求，而后东厂侦伺事件纔可以宽缓一些，束厂刺探事件可以宽缓些，番役买事件和卖事件的事就可以平息，累积的威势恐怕就能逐渐减轻。”后来杨仁愿又严肃陈述不应派遣锦衣校尉。
崇祯帝因此告谕柬厂，言其应缉查的祇是阴谋叛逆和败坏伦常者，那些为非作歹、触犯律条的，自有主管机构处理，不宜侦察缉捕，并对凶横贪财的锦衣校尉进行训诫。
可是皇帝还是越来越依赖厂卫，直到明朝覆亡纔停止。
锦衣卫监狱，世称诏狱。
古代诉讼只由司寇掌管。
汉武帝创设了诏狱二十六所，历代或沿袭或更改没有定规。
五代唐明宗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这是天子自己统领之名占到汉代有侍卫司狱，凡大案件都在那里决断。
明代的锦衣卫狱近似侍卫司狱，而其拘系残酷，为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太祖时，解押到北京的天下重罪犯，都收系在锦衣卫狱中。
几次更换大监房，多派人审理，诛杀的人很多。
后来将卫里刑具全部焚烧，把囚徒送到刑部审理。
二十六年，申明禁令，韶书规定京城内外案件不得上送锦衣卫，大小都经由司法机关处理。
成祖宠幸纪纲，叫他训练锦衣亲兵，又口u他掌管诏狱。
纪纲趁机任用自己的党羽庄敬、袁江、王谦、李春等，找借口作不法之事敷千百椿。
久后，族诛纪纲，而锦衣卫仍旧掌管诏狱，洪武帝的诏令被废除不用。
英宗初年，主管锦衣卫的刘勉、徐恭都是谨慎之人。
而王振任用指挥马顺，流毒天下，枷李时勉，杀刘球，都是马顺所为。
景帝初年，有人指出武官缉查诸事的弊端，皇帝狠狠责备了其长官，下令所缉拿的人都送到法司去，诬陷人的从重治罪。
英宗恢复君位，召来李贤，命左右侍臣离开，问他时政得失。
李贤于是竭力论列锦衣卫官校提人审讯的危害。
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背地里察验都是实情，因而召见它的长官，申诫了一番。
已搜捕的弋阳王败坏伦常的罪名经查核属虚假的，皇帝又警戒他。
而这时指挥门达、镇抚逯呆恃宠横行，李贤也几次被他们罗织过罪名。
门达四处派遣旗军校官，逯杲又定下程限督促，拿获多的就做头目。
干户黄麟到广西，把御史昊祯抓到卫裹，要了两百多副刑具去，天下来京朝觐的官员许多都被宣布有罪。
逯呆死后，门达兼管镇抚司，罗织指挥使袁彬的罪状，抓来审讯，刑罚五毒交下，仅免一死。
朝廷官员杨璀、李蕃、韩祺、李观、包瑛、张祚、程万锺等人银铛被逮捕，道路上哭诉喊冤的人不计其数。
大约在纪纲被诛杀以后，他的徒众纔稍稍收敛。
到正统时这类人重新张狂起来，天顺末年祸害更烈，朝野人士面面相觑，不能自保。
李贤虽然极言其弊端，也不能挽救了。
镇抚司的职责是审理诉讼案件，最初只设立了一个司，与外卫相等。
洪武十五年，增设北司，而以军匠和诸执掌划归南镇抚司，于是北司专门审理钦犯。
而大案的犯人经过审讯后，就送往法司拟定罪名，不曾备办审判文书。
成化元年纔下令复奏案件时用参酌附言，法司更能牵制判案。
十四年，增铸北司的大印，皇帝命令一切案件不要报告给原卫，就是卫里下达的案件，也径直请示皇上可否，卫使不得参与。
所以镇抚职务虽低，其权力却日渐重大。
起初，锦衣卫监狱由卫管辖，到门达掌管刑讯时，又在城西设置狱舍，拘押犯人，混乱不堪。
门达倒台后，皇帝听取了御史吕洪的意见，拆毁了这些狱舍。
成化十年，都御史李宾说：“锦衣镇抚司多次查获妖书图本，都是些荒诞不经之言。
小民无知，总是被它们迷惑。
请求将其书名全都记录下来，用布告昭示天下，使小民知道害怕和躲避，免得陷入法网，遭受刑罚。”皇帝回复同意。
而侦查事件者的诬告还是不停息。
十三年，逮捕了宁晋人王凤等，诬陷他们同瞎子一起接受妖书，充任伪职，并且诬陷其乡官知县薛方和通判曹鼎与他们合谋，发兵包围了两家，抓住二人严刑拷打，二人被迫自诬服罪。
后来薛方、曹鼎两家多次声明冤情，状子下交法司，经查核弄清了事实，镇抚司官员犯妄报妖言罪，判处斩刑。
皇帝只是告诚不得伤害无辜而已，而不能治他们的罪。
这年，命令锦衣卫副千户昊绶参与镇抚司的刑事审理。
昊绶性格狡猾阴险，依附汪直爬上去。
后来知道官场舆论不容汪直，所以对无罪下狱的文官不再加以拷打，触怒了汪直，被解职。
这时只有卫使朱骥掌握法律平正，处理妖人案件没有冤枉无辜。
皇帝要办罪的犯人下交主管部尸弓，独用小杖拷问，皇帝曾派内使责问，但朱骥不改。
世人因此称道他。
弘治十三年，皇帝诏令法司：“凡是厂卫所送来的囚犯，依公正原则审察，有冤枉的即予以考辨重判，不要拘泥于既成判决。”正德时，卫使石文义与张彩一里一外，作威作福，当时人们称之为刘瑾的左右羽翼。
不过石文义常常陪侍在刘瑾身边，不处理实际事务，办事的是高得林。
刘谨伏法被诛以后，石文义也被诛杀，高得林罢官。
此后是钱宁管事，重新大肆张狂，因叛逆罪被诛杀。
世宗即位后，革去了十六个锦衣传奉官的职务，淘汰了十五个旗军校官，又告谕缉查事件的武官，只探察图谋不轨、妖言、人命和强盗这类重要事件，其它诉讼和京城以外的州县的事，不得参与。
不久，事情多交给镇抚司处理，镇抚舆内侍勾结在一起，心计巧妙符合皇帝心意。
遇上太监崔文不法获利的事情败露，皇帝将此案下达刑部审理，不久又下内旨送到镇抚司。
尚书林俊说：“祖宗当朝时，将案件交给法司，事情无论大小，都让他们公平审理。
自从刘瑾、堡奎掌握大权以后，专门信用镇抚司，玩弄文字、编造冤狱，法纪受到极大的破坏。
改行善政实施教化执法就从今天开始，不宜再因为小事而枉曲法律了。”皇帝不听。
林俊又说：“这条路一开，只怕以后有了大罪，案犯就攀附关系，设法由宫内降旨来免于问罪，这实在是一条通往混乱的路。”御史曹怀也进谏说：“朝廷只信用一个镇抚，那么法司的官署都可以空曹，刑官都成为冗员了。”皇帝都不听。
六年，侍郎张璁等说：“祖宗设置三个法司来纠治官府的邪恶，公平地决断诉讼。
设置束厂、锦衣卫，是用来缉拿盗贼，纠察违法乱纪的人。
建议从现在起，审理贪官冤案还是责成法司来办，如果有徇情枉法的，就让厂卫来监察。
盗贼和违法乱纪的人，还是责成厂卫缉拿，然而也必须送到法司拟定判词。”皇帝下诏按此建议施行。
可是卫司武官到监狱提人仍旧肆无忌惮。
给事中蔡经等人弹劾其弊端，希望皇帝不再派他们去提人。
尚书胡世宁请求采纳他们的意见。
詹事霍韬也说：“诉讼案件交付给三法司就够了，锦衣卫却又来横加阻挠。
过去汉光武帝崇尚名节，宋太祖刑法不加在士大夫身上，而后忠义之士争着为他们献节效命。
士大夫有罪就打入刑徒之中，这是羞辱他们。
犯了大罪，废黜他、诛杀他都可以，便叫武人群起逮捕，揭去帽子脱掉衣裳，套上桎梏。
早上还在清贵之列，晚上就身陷囹圄，刚强雄壮之心，挫损几尽。
等到复核为无罪，就戴上官帽束好腰带，立在朝拜的队伍中。
强悍武夫看着官员指指点点：‘某人，我凌辱过他。
某人，我抓了他，捆了他。
’小人无所顾忌，君子却会由此改变行为。
这就是豪杰产生隐居山林的想法，而变故之后很少有人保持气节的原因。
希望从现在起束厂不再参与朝参仪式，锦衣卫不再主管诉讼审判。
士大夫犯罪、谪贬、撤职和诛杀，不要加以笞打杖责，不上枷锁镰铐，以便培养廉耻之心，振作精神，激励气节。”皇帝认为霍韬在职权之外乱说，不釆纳他的意见。
按照祖宗制度，每当朝会的时候，厂卫长官率领下属和校尉五百名，列队侍立在奉天门下纠察礼仪。
凡是不合礼仪的人，立即剥下他的衣服，取去官帽，抓起来关进镇抚司监狱，杖责之后予以释放，所以霍韬说到这些事。
等到万历年问，朝仪有过失的官员纔不关进监狱了，只罚扣他的俸禄而已。
世宗讨厌张鹤龄和张延龄，为非作歹的刘柬山等人于是诬告二人有邪毒诅咒行为。
皇帝大怒，把二人关进钦犯监狱，刘束山趁势株连牵引自己平素不喜欢的人。
卫使王佐打探到实情，根据诬罔律条反坐刘束山罪。
王佐于是枷刘束山等人于阙门之外，不到十天，这帮人全部死亡。
人们将王佐和牟斌相比。
牟斌是弘治年间的指挥。
李梦阳弹劾张延龄兄弟犯法之事，关进监狱，牟斌比附轻罪处理，使其得以免死。
世宗中期，卫使陆炳作恶，与严嵩朋比为奸，而倾轧夏言。
然而皇帝多次制造大案件，陆炳又常保全了他们，所以士大夫并不怨恨陆炳。
万历年问，提意见和触忤矿税宦官的臣子，都打入钦犯监狱。
刑科给事中杨应文说：“被逮捕的监察主管郡守县令和平民有一百五十多人，虽然已经拷问，还没有送到法司定罪。
监狱禁闭森严，水火不入，疫疾毒疠之气，充斥牢房。”卫使骆思恭也说：“每年举行熟审，时间都在个满以前。
现在两年没有举行热审了，镇抚司监狱里的犯人将近两百个，多抛掷瓦片发泄冤气。”镇抚司陆逵也报告：“监狱里的囚犯心怀怨恨，有的拿jj剁了自己的手指头。”皇帝一律不予回应。
不过这时候告人隐私的风潮已经衰减，被拘捕的大臣不多。
万历末年，抓捕诸臣的政策稍宽，锦衣卫监狱渐渐空虚了。
旦尔耕、许显纯在熹宗时当魏忠贤的义子，其死党孙云鹤、杨寰、崔应元辅助他们，拷打杨涟、左光斗这些人。
犯贪脏罪的立定期限按规定交款，两天为一个期限，交款不按期限的，受全刑。
所谓全刑即上枷械，上镰，棍击，拶指和上夹棍。
五毒俱全，受刑者呼号之声沸天，血肉溃烂，辗转求死而不得。
许显纯则叱咤如常，若无其事，然而必须依魏忠贤的指令行事，魏忠贤所派遣的听记之人未到，许显纯不敢审讯。
一天晚上，叫囚犯们分开到不同监房住宿。
于是狱卒说：“今天晚上有人该壁挺了。”壁挺，狱中指死亡。
第二天，杨涟被处死，左光斗等都按次序被锁住头颅拉死。
每一个人死后，都停放几天，纔用苇席裹尸抬出牢门，蛆虫把尸体都蛀烂了。
狱中事件隐秘，囚徒家属甚至连亲人死亡的日子都不知道。
庄烈帝擒拿诛杀魏忠贤逆党时，冤死者的家属后人望着狱门呼天抢地哀号，写祭文来祭奠。
皇帝听了也哀戚。
自从刘瑾始创戴立枷以后，锦衣卫监狱经常使用它。
神宗时，御史朱应毂详陈其惨状，请求废除，皇帝不听从。
到了魏忠贤手上，更制造大枷，又设了断脊、断指、刺心的酷刑。
庄烈帝问左右近臣：“为什么要创制立枷？”王体干回答：“用来惩罪大奸大恶而已。”皇帝面有愁容地说：“虽然如此，到底还是可怜。”魏忠贤为之有所畏惧。
柬厂的祸害，到魏忠贤时达到极点。
然丽厂卫没有不互相勾结的，案情的轻重，厂能从官内得到消息。
而外廷有抵触不合的案子，锦衣卫就由东西两司房搜访缉拿，北司严刑拷问，罪状罗织周密，然后纔送交法司。
即使是东厂抓捕的人，也必须移交给镇抚司再审讯，然后刑部纔拟定判决。
因而厂的势力强大，锦衣卫就依附于厂；厂的势力稍弱，卫就反过来盛气凌厂。
陆炳缉拿司礼李彬和东厂马广隐秘之事，都问成死罪，因为陆炳深得内阁严嵩的心意。
后来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强盛，内阁势力日渐削弱，阁臣反而比厂的地位低下，而卫使没有不争相趋附厂官，甘心为其奴仆。
锦衣卫人员有功升迁授勋卫、任子、科目、功升，共四种。
嘉靖以前，文臣子弟多不屑于充任锦衣卫。
万历初年，刘守有以名臣子弟的身份主持锦衣卫，此后文官子弟都乐于在卫裹任职。
士大夫与他们交往，案子紧急时，多依靠他们的力量。
刘守有的儿子刘承禧和昊孟明就是其中最有名的。
庄烈帝对群下多疑，王德化掌管束厂以惨毒峻刻辅佐他。
昊孟明掌管卫印，不时有所宽纵，但是观望东厂的脸色，不敢违抗。
而镇抚梁清宏和乔可用朋比为奸。
凡是缙绅之家，总有几个人来往，会留下把柄。
所以通常很晚纔起床，早早就关大门，不敢两人在一起对谈。
旗军校官临门如同遭大盗抢劫，官员就是窝藏赃物的囊橐，钱财均分。
京城中有奸细潜入，那些做工的人和贩卖的人私下被流寇派遣，没有一个举发，而高门富豪局促不安，没有宁日。
那些狡黠的歹徒恣意请托人办事，稍有连逆，就捏造事实诬陷，罗织罪名，摘取片言只字，就可以株连达十几个人。
姜垛、熊开元下狱后，皇帝谕令掌卫骆养性悄悄杀了他们。
骆养性将皇帝的指令泄露了出来，并说：“这两个臣子应当处死的话，应交付给有关部门，写出他们的罪行，使天下人明白。
假若秘密派臣去杀了他们，天下人和后世会说陛下是什么样的人主？”适逢大臣们也多替姜垛等人说好话，于是二人得以长囚狱中。
这是骆养性值得称道的地方，可是在其它事情上，骆养性也多有肆虐。
锦衣卫旧例有论功行赏，只有缉拿圆谋反叛的人有赏。
后来假冒滥赏无度，所报的功一百个没有一个是真的。
官吏百姓困苦重重，而厂卫上奏请求要什么就给什么。
隆庆初年，给事中欧阳一敬极力陈述这种做法的弊病，说：“侦缉事件的官校，其势力容易办，而又各按类计算其拿获立功的次数，作为升等授勋的根据。
那磨凭着可以达到的权势，邀必然获得的功勋，屈人利己，什么不能做出来？有的在强盗自首免罪之后，故意命令强盗多多牵连平民来充数；有的囊括人家家产说是强盗的赃物，裹挟市井豪强作为人证；有的暗地里伪造图书，携带在身上假造妖书批语，用妖言假印的律条诬陷别人；有的根据姓名相似，不清不楚地就把人抓起来；父亲诉说儿子孝顺，反而判其儿子忤逆之罪。
所以谁家被缉访，俗言叫刬，毒害之烈由此可知。
请求从今以后定下制度，机密和重要的事情，关系到宪令大典，厂卫依惯例上奏请求。
那些案情不明，尚未审议的，一定要等法司详拟出判状以后，方给记功。
仍救命兵部和刑部查问明白，再请求皇上下旨予以升赏。
缉拿了人来而未能立案的，不准假冒破案以求升赏。
至于其它诉讼案件，一概不得插手，以免侵犯司法部门的事务。
若案子不能成立，而锦衣卫官校和镇抚司将人拷打成重伤，乃至死亡，允许司法机关查治。
法司若纵容隐瞒附和，则听凭科道官参与查验。
像这样则功劳一定会核实，缉访的材料一定会合乎事实，而冤枉无辜和滥施刑法就可以杜绝了。”当时皇帝不能采用他的建议。
宦官同法司一起审录罪囚，始于正统六年，皇帝命令何文渊、王文审理行在所的疑案，叫他们与宦官兴安一同进行。
周忱、郭瑾到南京去审案，皇帝敕命也这样做。
当时虽然还没有定出五年一次大审的制度，而南北两京的宦官得以参与三法司的审判案件。
景泰六年，皇帝命令太监王诚会同三法司复审北京的罪案，未审南京罪案的原因，是发生了天灾而创例。
成化八年，皇帝命令司礼太监王高、少监宋文毅到两京参加会审，而各省派遣恤刑使的任务，也在这年定下来。
十七年辛卯，命令太监怀恩同法司一起审录罪囚。
此后审录一定耍在丙年和辛年进行。
弘治九年，不派宦官参与审案。
十三年，因为给事中丘俊进言，又命令太监参加会审。
凡是会审之时，太监带着皇帝的敕令在大理寺张开黄盖，搭一个三尺高的台子，自己坐在中间，三法司的官员们坐在左右两边，御史、郎中以下的官员捧着案牍站在那里，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地奔走效劳。
三法司检查已定的案子，如果有量刑出入轻重不当，一律看宦官的旨意行事，不敢违抗。
成化时，会审有一案，弟弟帮助其兄斗殴，杀死了人，太监黄赐想减刑处理。
尚书陆瑜等人坚持不同意见，黄赐说：“同室的人相斗，尚且披着头发戴上帽子去解救，何况兄弟呢？”陆瑜等人不敢驳难，终于枉法判决。
万历三十四年大审，御史曹学程因为向皇帝进言而久久拘押在狱中，群臣请求宽赦他，皇帝统统不允许。
刑部侍郎沈应文代理尚书之职，联合都察院和大理寺的长官，写书面意见送到太监陈矩手上，请求他饶恕曹学程的罪过。
然后会审，案子判定后，署名同奏。
陈矩又私下启禀皇上，说曹学程的母亲年老值得关怀。
皇上终于松动，释放了曹学程。
这件事情很好，而可见太监的权力达到如此地步。
锦衣卫的卫使也能参加法司在午门外进行的审讯，以及秋后承天门外的会审，但是不参加大审。
每年处决犯人后，用图文将每个囚犯的罪状张布在锦衣卫的外墙上，叫人们观看反省。
奉诏命复审过犯人的宦官，死了以后其墓殿上要画上壁画，图中太监坐北朝南，旁边是司法机关的堂上官员，以及御史和刑部郎领着囚犯鞠躺听命的情况，以为荣耀昭示后世。
成化二年，命令宦官监斩强盗宋全。
嘉靖年间，宦官犯法，诏令免于逮捕审讯，只下交给司礼监处理。
刑部尚书林俊说：“宫府是一体的，宫中宦官犯法，应下交司法机关审判，验明其罪并公正处理，不应当废弃了祖宗的制度。”皇帝不听。
按照太祖的制度，宦官不得识字、干预政务，祇不过充任宫中扫除之役而已。
洪武末年焚烧了锦衣卫的刑具，大概是表示永不再用。
而成祖违反了这个规定，终于给子孙留下大祸患，君子为此而痛惜。
为害，而束厂张诚、孙暹、陈矩都安然寂静。
陈矩审理妖书一案，没有株连无辜和滥判，当时的人颇称道他。
恰逢皇帝也无意于峻刻勘查，刑罚用得稀少，厂卫的监狱里甚至生了青草。
到天启时，魏忠贤以秉笔太监身份总领厂内事务，任用卫使田尔耕、镇抚许显纯之徒，专门从事用酷虐手段钳制朝廷内外人士，厂卫之毒达到极点。
凡是掌管司礼监印信的宦官，僚属称其为宗主，而总领东厂的叫督主。
束厂的属官没有专职官，掌刑由一个千户担任，理刑由一个百户担任，理刑也叫贴刑，都是锦衣卫的官员。
他们的差役都由锦衣卫提供，卫里最狡黠乖巧的士卒就调拨给他们充任。
差役长叫档头，其帽子的顶端尖锐，衣服是青白色的被褶褂，上面系着小布丝，脚穿白皮靴，专管侦伺。
其手下有番子数人为之办事。
京城的亡命之徒，骗财或挟仇的，枧办事者为窟穴。
他们打探到人家一件隐私，就通过番子密告给档头，档头根据事情大小先付给金钱。
事情叫起敷，钱叫买起敷。
既已得知阴事，档头率领番子去到犯禁的人家，门外左右坐人，叫做打椿。
其它番子就闯入室内，抓住其人审讯，没有左证或符牒，主人按要求给足贿赂，也就径直离开。
稍不如意，就严刑拷打，刑名叫干醉酒，又叫搬罾儿，其痛楚比官家规定的刑蜀厉害十倍。
还授意挨整者牵连有财力的人，有财力的贿赂他们足够多的金钱，就没有事。
如果惜钱不给，或所给不足，立即报告皇帝，将其下交镇抚司监狱，犯人立时就要丧命。
每月初一，几百个厂役在庭院中抽签，然后分别监视官府。
其中监视内府诸处会审大案和北镇抚司审讯重罪犯的叫听记，到其它官府和各个城门搜访的叫坐记。
某官做了某事，某城门发现某奸事，胥吏一条绦告诉坐记，坐记转告厂，叫打事件。
即使是深夜到束华门，从缝隙中进去了，也有人悄悄报告给皇帝。
因此事情无论大小，天子都能知道。
家人柴米油盐琐事，有的竟在宫中传为笑料。
上下惴惴不安，无不惧怕打事件的。
锦衣卫的办法也跟厂一样，但是必须写出疏条上奏，纔能让天子知道，所以它的势力远不如厂。
一天晚上，有四个人在密室裹喝酒，其中一个喝得痛快了，馒骂魏忠贤，另外三人噤口不敢出声。
还没骂完，番子就进来抓住四人，将他们送到魏忠贤那里，魏忠贤立即肢解了骂他的人，而拿钱慰劳其它三人。
三人魂飞魄丧，动也不敢动。
庄烈帝即位，魏忠贤伏法被诛。
而后王体干、王永祚、郑之惠、李承芳、曹化淳、王德化、王之心、王化民、齐本正等相继统领厂内事务，告密之风不曾平息。
为奖励王之心、曹化淳缉奸的功劳，封荫弟侄辈入锦衣卫充任百户。
而王德化及东厂理刑昊道正等侦伺到合臣薛国观隐私，薛国观因此被整死。
当时卫使已长期慑服于厂威，大抵俯首受之驱使。
崇桢十五年，御史杨仁愿说：“高皇帝设官，没有所谓的侦缉衙门。
臣下有不法行为，谏官直接纠察，没有揭发隐私的。
后来因为肃清皇帝身边的奸恶，纔建置束厂。
臣在南城供职，所审阅的讼词，多是因为假番子侵害而诉冤。
假称东厂造成的危害尚且如此，何况真的呢？这是由于长期累积起来的威势造成的。
所谓累积的威势是指，柬厂考核提拔的办法，是比较上报案件的多少，番役每每出高价来购买事件，出卖者甚至诱人为奸盗而卖事件，番役不问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卖者已经分利走了。
心怀怨忿告发人，诬陷别人使之受严刑峻法的制裁，怀恨者无不心满意足。
希望皇上放宽封束厂事件的责求，而后东厂侦伺事件纔可以宽缓一些，束厂刺探事件可以宽缓些，番役买事件和卖事件的事就可以平息，累积的威势恐怕就能逐渐减轻。”后来杨仁愿又严肃陈述不应派遣锦衣校尉。
崇祯帝因此告谕柬厂，言其应缉查的祇是阴谋叛逆和败坏伦常者，那些为非作歹、触犯律条的，自有主管机构处理，不宜侦察缉捕，并对凶横贪财的锦衣校尉进行训诫。
可是皇帝还是越来越依赖厂卫，直到明朝覆亡纔停止。
锦衣卫监狱，世称诏狱。
古代诉讼只由司寇掌管。
汉武帝创设了诏狱二十六所，历代或沿袭或更改没有定规。
五代唐明宗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这是天子自己统领之名占到汉代有侍卫司狱，凡大案件都在那里决断。
明代的锦衣卫狱近似侍卫司狱，而其拘系残酷，为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太祖时，解押到北京的天下重罪犯，都收系在锦衣卫狱中。
几次更换大监房，多派人审理，诛杀的人很多。
后来将卫里刑具全部焚烧，把囚徒送到刑部审理。
二十六年，申明禁令，韶书规定京城内外案件不得上送锦衣卫，大小都经由司法机关处理。
成祖宠幸纪纲，叫他训练锦衣亲兵，又口u他掌管诏狱。
纪纲趁机任用自己的党羽庄敬、袁江、王谦、李春等，找借口作不法之事敷千百椿。
久后，族诛纪纲，而锦衣卫仍旧掌管诏狱，洪武帝的诏令被废除不用。
英宗初年，主管锦衣卫的刘勉、徐恭都是谨慎之人。
而王振任用指挥马顺，流毒天下，枷李时勉，杀刘球，都是马顺所为。
景帝初年，有人指出武官缉查诸事的弊端，皇帝狠狠责备了其长官，下令所缉拿的人都送到法司去，诬陷人的从重治罪。
英宗恢复君位，召来李贤，命左右侍臣离开，问他时政得失。
李贤于是竭力论列锦衣卫官校提人审讯的危害。
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背地里察验都是实情，因而召见它的长官，申诫了一番。
已搜捕的弋阳王败坏伦常的罪名经查核属虚假的，皇帝又警戒他。
而这时指挥门达、镇抚逯呆恃宠横行，李贤也几次被他们罗织过罪名。
门达四处派遣旗军校官，逯杲又定下程限督促，拿获多的就做头目。
干户黄麟到广西，把御史昊祯抓到卫裹，要了两百多副刑具去，天下来京朝觐的官员许多都被宣布有罪。
逯呆死后，门达兼管镇抚司，罗织指挥使袁彬的罪状，抓来审讯，刑罚五毒交下，仅免一死。
朝廷官员杨璀、李蕃、韩祺、李观、包瑛、张祚、程万锺等人银铛被逮捕，道路上哭诉喊冤的人不计其数。
大约在纪纲被诛杀以后，他的徒众纔稍稍收敛。
到正统时这类人重新张狂起来，天顺末年祸害更烈，朝野人士面面相觑，不能自保。
李贤虽然极言其弊端，也不能挽救了。
镇抚司的职责是审理诉讼案件，最初只设立了一个司，与外卫相等。
洪武十五年，增设北司，而以军匠和诸执掌划归南镇抚司，于是北司专门审理钦犯。
而大案的犯人经过审讯后，就送往法司拟定罪名，不曾备办审判文书。
成化元年纔下令复奏案件时用参酌附言，法司更能牵制判案。
十四年，增铸北司的大印，皇帝命令一切案件不要报告给原卫，就是卫里下达的案件，也径直请示皇上可否，卫使不得参与。
所以镇抚职务虽低，其权力却日渐重大。
起初，锦衣卫监狱由卫管辖，到门达掌管刑讯时，又在城西设置狱舍，拘押犯人，混乱不堪。
门达倒台后，皇帝听取了御史吕洪的意见，拆毁了这些狱舍。
成化十年，都御史李宾说：“锦衣镇抚司多次查获妖书图本，都是些荒诞不经之言。
小民无知，总是被它们迷惑。
请求将其书名全都记录下来，用布告昭示天下，使小民知道害怕和躲避，免得陷入法网，遭受刑罚。”皇帝回复同意。
而侦查事件者的诬告还是不停息。
十三年，逮捕了宁晋人王凤等，诬陷他们同瞎子一起接受妖书，充任伪职，并且诬陷其乡官知县薛方和通判曹鼎与他们合谋，发兵包围了两家，抓住二人严刑拷打，二人被迫自诬服罪。
后来薛方、曹鼎两家多次声明冤情，状子下交法司，经查核弄清了事实，镇抚司官员犯妄报妖言罪，判处斩刑。
皇帝只是告诚不得伤害无辜而已，而不能治他们的罪。
这年，命令锦衣卫副千户昊绶参与镇抚司的刑事审理。
昊绶性格狡猾阴险，依附汪直爬上去。
后来知道官场舆论不容汪直，所以对无罪下狱的文官不再加以拷打，触怒了汪直，被解职。
这时只有卫使朱骥掌握法律平正，处理妖人案件没有冤枉无辜。
皇帝要办罪的犯人下交主管部尸弓，独用小杖拷问，皇帝曾派内使责问，但朱骥不改。
世人因此称道他。
弘治十三年，皇帝诏令法司：“凡是厂卫所送来的囚犯，依公正原则审察，有冤枉的即予以考辨重判，不要拘泥于既成判决。”正德时，卫使石文义与张彩一里一外，作威作福，当时人们称之为刘瑾的左右羽翼。
不过石文义常常陪侍在刘瑾身边，不处理实际事务，办事的是高得林。
刘谨伏法被诛以后，石文义也被诛杀，高得林罢官。
此后是钱宁管事，重新大肆张狂，因叛逆罪被诛杀。
世宗即位后，革去了十六个锦衣传奉官的职务，淘汰了十五个旗军校官，又告谕缉查事件的武官，只探察图谋不轨、妖言、人命和强盗这类重要事件，其它诉讼和京城以外的州县的事，不得参与。
不久，事情多交给镇抚司处理，镇抚舆内侍勾结在一起，心计巧妙符合皇帝心意。
遇上太监崔文不法获利的事情败露，皇帝将此案下达刑部审理，不久又下内旨送到镇抚司。
尚书林俊说：“祖宗当朝时，将案件交给法司，事情无论大小，都让他们公平审理。
自从刘瑾、堡奎掌握大权以后，专门信用镇抚司，玩弄文字、编造冤狱，法纪受到极大的破坏。
改行善政实施教化执法就从今天开始，不宜再因为小事而枉曲法律了。”皇帝不听。
林俊又说：“这条路一开，只怕以后有了大罪，案犯就攀附关系，设法由宫内降旨来免于问罪，这实在是一条通往混乱的路。”御史曹怀也进谏说：“朝廷只信用一个镇抚，那么法司的官署都可以空曹，刑官都成为冗员了。”皇帝都不听。
六年，侍郎张璁等说：“祖宗设置三个法司来纠治官府的邪恶，公平地决断诉讼。
设置束厂、锦衣卫，是用来缉拿盗贼，纠察违法乱纪的人。
建议从现在起，审理贪官冤案还是责成法司来办，如果有徇情枉法的，就让厂卫来监察。
盗贼和违法乱纪的人，还是责成厂卫缉拿，然而也必须送到法司拟定判词。”皇帝下诏按此建议施行。
可是卫司武官到监狱提人仍旧肆无忌惮。
给事中蔡经等人弹劾其弊端，希望皇帝不再派他们去提人。
尚书胡世宁请求采纳他们的意见。
詹事霍韬也说：“诉讼案件交付给三法司就够了，锦衣卫却又来横加阻挠。
过去汉光武帝崇尚名节，宋太祖刑法不加在士大夫身上，而后忠义之士争着为他们献节效命。
士大夫有罪就打入刑徒之中，这是羞辱他们。
犯了大罪，废黜他、诛杀他都可以，便叫武人群起逮捕，揭去帽子脱掉衣裳，套上桎梏。
早上还在清贵之列，晚上就身陷囹圄，刚强雄壮之心，挫损几尽。
等到复核为无罪，就戴上官帽束好腰带，立在朝拜的队伍中。
强悍武夫看着官员指指点点：‘某人，我凌辱过他。
某人，我抓了他，捆了他。
’小人无所顾忌，君子却会由此改变行为。
这就是豪杰产生隐居山林的想法，而变故之后很少有人保持气节的原因。
希望从现在起束厂不再参与朝参仪式，锦衣卫不再主管诉讼审判。
士大夫犯罪、谪贬、撤职和诛杀，不要加以笞打杖责，不上枷锁镰铐，以便培养廉耻之心，振作精神，激励气节。”皇帝认为霍韬在职权之外乱说，不釆纳他的意见。
按照祖宗制度，每当朝会的时候，厂卫长官率领下属和校尉五百名，列队侍立在奉天门下纠察礼仪。
凡是不合礼仪的人，立即剥下他的衣服，取去官帽，抓起来关进镇抚司监狱，杖责之后予以释放，所以霍韬说到这些事。
等到万历年问，朝仪有过失的官员纔不关进监狱了，只罚扣他的俸禄而已。
世宗讨厌张鹤龄和张延龄，为非作歹的刘柬山等人于是诬告二人有邪毒诅咒行为。
皇帝大怒，把二人关进钦犯监狱，刘束山趁势株连牵引自己平素不喜欢的人。
卫使王佐打探到实情，根据诬罔律条反坐刘束山罪。
王佐于是枷刘束山等人于阙门之外，不到十天，这帮人全部死亡。
人们将王佐和牟斌相比。
牟斌是弘治年间的指挥。
李梦阳弹劾张延龄兄弟犯法之事，关进监狱，牟斌比附轻罪处理，使其得以免死。
世宗中期，卫使陆炳作恶，与严嵩朋比为奸，而倾轧夏言。
然而皇帝多次制造大案件，陆炳又常保全了他们，所以士大夫并不怨恨陆炳。
万历年问，提意见和触忤矿税宦官的臣子，都打入钦犯监狱。
刑科给事中杨应文说：“被逮捕的监察主管郡守县令和平民有一百五十多人，虽然已经拷问，还没有送到法司定罪。
监狱禁闭森严，水火不入，疫疾毒疠之气，充斥牢房。”卫使骆思恭也说：“每年举行熟审，时间都在个满以前。
现在两年没有举行热审了，镇抚司监狱里的犯人将近两百个，多抛掷瓦片发泄冤气。”镇抚司陆逵也报告：“监狱里的囚犯心怀怨恨，有的拿jj剁了自己的手指头。”皇帝一律不予回应。
不过这时候告人隐私的风潮已经衰减，被拘捕的大臣不多。
万历末年，抓捕诸臣的政策稍宽，锦衣卫监狱渐渐空虚了。
旦尔耕、许显纯在熹宗时当魏忠贤的义子，其死党孙云鹤、杨寰、崔应元辅助他们，拷打杨涟、左光斗这些人。
犯贪脏罪的立定期限按规定交款，两天为一个期限，交款不按期限的，受全刑。
所谓全刑即上枷械，上镰，棍击，拶指和上夹棍。
五毒俱全，受刑者呼号之声沸天，血肉溃烂，辗转求死而不得。
许显纯则叱咤如常，若无其事，然而必须依魏忠贤的指令行事，魏忠贤所派遣的听记之人未到，许显纯不敢审讯。
一天晚上，叫囚犯们分开到不同监房住宿。
于是狱卒说：“今天晚上有人该壁挺了。”壁挺，狱中指死亡。
第二天，杨涟被处死，左光斗等都按次序被锁住头颅拉死。
每一个人死后，都停放几天，纔用苇席裹尸抬出牢门，蛆虫把尸体都蛀烂了。
狱中事件隐秘，囚徒家属甚至连亲人死亡的日子都不知道。
庄烈帝擒拿诛杀魏忠贤逆党时，冤死者的家属后人望着狱门呼天抢地哀号，写祭文来祭奠。
皇帝听了也哀戚。
自从刘瑾始创戴立枷以后，锦衣卫监狱经常使用它。
神宗时，御史朱应毂详陈其惨状，请求废除，皇帝不听从。
到了魏忠贤手上，更制造大枷，又设了断脊、断指、刺心的酷刑。
庄烈帝问左右近臣：“为什么要创制立枷？”王体干回答：“用来惩罪大奸大恶而已。”皇帝面有愁容地说：“虽然如此，到底还是可怜。”魏忠贤为之有所畏惧。
柬厂的祸害，到魏忠贤时达到极点。
然丽厂卫没有不互相勾结的，案情的轻重，厂能从官内得到消息。
而外廷有抵触不合的案子，锦衣卫就由东西两司房搜访缉拿，北司严刑拷问，罪状罗织周密，然后纔送交法司。
即使是东厂抓捕的人，也必须移交给镇抚司再审讯，然后刑部纔拟定判决。
因而厂的势力强大，锦衣卫就依附于厂；厂的势力稍弱，卫就反过来盛气凌厂。
陆炳缉拿司礼李彬和东厂马广隐秘之事，都问成死罪，因为陆炳深得内阁严嵩的心意。
后来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强盛，内阁势力日渐削弱，阁臣反而比厂的地位低下，而卫使没有不争相趋附厂官，甘心为其奴仆。
锦衣卫人员有功升迁授勋卫、任子、科目、功升，共四种。
嘉靖以前，文臣子弟多不屑于充任锦衣卫。
万历初年，刘守有以名臣子弟的身份主持锦衣卫，此后文官子弟都乐于在卫裹任职。
士大夫与他们交往，案子紧急时，多依靠他们的力量。
刘守有的儿子刘承禧和昊孟明就是其中最有名的。
庄烈帝对群下多疑，王德化掌管束厂以惨毒峻刻辅佐他。
昊孟明掌管卫印，不时有所宽纵，但是观望东厂的脸色，不敢违抗。
而镇抚梁清宏和乔可用朋比为奸。
凡是缙绅之家，总有几个人来往，会留下把柄。
所以通常很晚纔起床，早早就关大门，不敢两人在一起对谈。
旗军校官临门如同遭大盗抢劫，官员就是窝藏赃物的囊橐，钱财均分。
京城中有奸细潜入，那些做工的人和贩卖的人私下被流寇派遣，没有一个举发，而高门富豪局促不安，没有宁日。
那些狡黠的歹徒恣意请托人办事，稍有连逆，就捏造事实诬陷，罗织罪名，摘取片言只字，就可以株连达十几个人。
姜垛、熊开元下狱后，皇帝谕令掌卫骆养性悄悄杀了他们。
骆养性将皇帝的指令泄露了出来，并说：“这两个臣子应当处死的话，应交付给有关部门，写出他们的罪行，使天下人明白。
假若秘密派臣去杀了他们，天下人和后世会说陛下是什么样的人主？”适逢大臣们也多替姜垛等人说好话，于是二人得以长囚狱中。
这是骆养性值得称道的地方，可是在其它事情上，骆养性也多有肆虐。
锦衣卫旧例有论功行赏，只有缉拿圆谋反叛的人有赏。
后来假冒滥赏无度，所报的功一百个没有一个是真的。
官吏百姓困苦重重，而厂卫上奏请求要什么就给什么。
隆庆初年，给事中欧阳一敬极力陈述这种做法的弊病，说：“侦缉事件的官校，其势力容易办，而又各按类计算其拿获立功的次数，作为升等授勋的根据。
那磨凭着可以达到的权势，邀必然获得的功勋，屈人利己，什么不能做出来？有的在强盗自首免罪之后，故意命令强盗多多牵连平民来充数；有的囊括人家家产说是强盗的赃物，裹挟市井豪强作为人证；有的暗地里伪造图书，携带在身上假造妖书批语，用妖言假印的律条诬陷别人；有的根据姓名相似，不清不楚地就把人抓起来；父亲诉说儿子孝顺，反而判其儿子忤逆之罪。
所以谁家被缉访，俗言叫刬，毒害之烈由此可知。
请求从今以后定下制度，机密和重要的事情，关系到宪令大典，厂卫依惯例上奏请求。
那些案情不明，尚未审议的，一定要等法司详拟出判状以后，方给记功。
仍救命兵部和刑部查问明白，再请求皇上下旨予以升赏。
缉拿了人来而未能立案的，不准假冒破案以求升赏。
至于其它诉讼案件，一概不得插手，以免侵犯司法部门的事务。
若案子不能成立，而锦衣卫官校和镇抚司将人拷打成重伤，乃至死亡，允许司法机关查治。
法司若纵容隐瞒附和，则听凭科道官参与查验。
像这样则功劳一定会核实，缉访的材料一定会合乎事实，而冤枉无辜和滥施刑法就可以杜绝了。”当时皇帝不能采用他的建议。
宦官同法司一起审录罪囚，始于正统六年，皇帝命令何文渊、王文审理行在所的疑案，叫他们与宦官兴安一同进行。
周忱、郭瑾到南京去审案，皇帝敕命也这样做。
当时虽然还没有定出五年一次大审的制度，而南北两京的宦官得以参与三法司的审判案件。
景泰六年，皇帝命令太监王诚会同三法司复审北京的罪案，未审南京罪案的原因，是发生了天灾而创例。
成化八年，皇帝命令司礼太监王高、少监宋文毅到两京参加会审，而各省派遣恤刑使的任务，也在这年定下来。
十七年辛卯，命令太监怀恩同法司一起审录罪囚。
此后审录一定耍在丙年和辛年进行。
弘治九年，不派宦官参与审案。
十三年，因为给事中丘俊进言，又命令太监参加会审。
凡是会审之时，太监带着皇帝的敕令在大理寺张开黄盖，搭一个三尺高的台子，自己坐在中间，三法司的官员们坐在左右两边，御史、郎中以下的官员捧着案牍站在那里，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地奔走效劳。
三法司检查已定的案子，如果有量刑出入轻重不当，一律看宦官的旨意行事，不敢违抗。
成化时，会审有一案，弟弟帮助其兄斗殴，杀死了人，太监黄赐想减刑处理。
尚书陆瑜等人坚持不同意见，黄赐说：“同室的人相斗，尚且披着头发戴上帽子去解救，何况兄弟呢？”陆瑜等人不敢驳难，终于枉法判决。
万历三十四年大审，御史曹学程因为向皇帝进言而久久拘押在狱中，群臣请求宽赦他，皇帝统统不允许。
刑部侍郎沈应文代理尚书之职，联合都察院和大理寺的长官，写书面意见送到太监陈矩手上，请求他饶恕曹学程的罪过。
然后会审，案子判定后，署名同奏。
陈矩又私下启禀皇上，说曹学程的母亲年老值得关怀。
皇上终于松动，释放了曹学程。
这件事情很好，而可见太监的权力达到如此地步。
锦衣卫的卫使也能参加法司在午门外进行的审讯，以及秋后承天门外的会审，但是不参加大审。
每年处决犯人后，用图文将每个囚犯的罪状张布在锦衣卫的外墙上，叫人们观看反省。
奉诏命复审过犯人的宦官，死了以后其墓殿上要画上壁画，图中太监坐北朝南，旁边是司法机关的堂上官员，以及御史和刑部郎领着囚犯鞠躺听命的情况，以为荣耀昭示后世。
成化二年，命令宦官监斩强盗宋全。
嘉靖年间，宦官犯法，诏令免于逮捕审讯，只下交给司礼监处理。
刑部尚书林俊说：“宫府是一体的，宫中宦官犯法，应下交司法机关审判，验明其罪并公正处理，不应当废弃了祖宗的制度。”皇帝不听。
按照太祖的制度，宦官不得识字、干预政务，祇不过充任宫中扫除之役而已。
洪武末年焚烧了锦衣卫的刑具，大概是表示永不再用。
而成祖违反了这个规定，终于给子孙留下大祸患，君子为此而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