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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情况就不同了，筏上的人有的会喊那船上的人赶快撑开，避免相撞，有的会叫那船上的人往一边靠，让出河道来，如那船上的人毫无反应，这时筏上的人必定会骂出难听的话来。这前一种情况无处发怒，后一种情况发怒谩骂，这是因为前一种情况是空船，后一种情况是船上有人。那么现在设想人如果虚无缥缈地在世上遨游，又有谁能诋毁他？
放弃道而依靠智慧那是危险的，抛弃术数而单凭才能是会窘迫的；所以，只有因欲念多而灭亡的，没有因无欲而危险的；只有以欲治国而乱天下的，没有因守常道而亡天下的。因此，智慧不足以免除祸患，愚蠢倒不足以致使失去安宁。持守本分，遵循事理，失去了不忧虑，得到了不兴奋。所以成功并不是所要做的，获得并不是所追求的，收入的只是接受而不是索取，付出的只是施授而不求回予；万物因春天而生长，随秋天而死亡，所生育的万物不因此而感激春天的恩德，所死亡的万物不因此而怨恨秋天的刑杀，这就接近“道”了。
圣人不做那些能让人非议的事，但不憎恨他人对自己的非议；修养值得赞誉的品德，但不要求他人对自己的赞誉；他不能使祸不来到，但相信自己是不会去惹祸的；他不能使福必定会降临，但相信自己也不至于会排斥降临的福。灾祸的产生，不是他招惹产生的，所以陷入困境也不忧虑；幸福的降临，不是他刻意追求得到的，所以即使顺利、显达也不自傲。知道祸福的临界不在于本人，所以能悠闲自在快乐生活，无所作为地处置各种事情。圣人是守着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而正去追求他尚未得到的东西。如果去追求尚未得到的那一份，就有可能连原有的那一份也会失去；保持着已有的一份，那么所希望的东西自然会来到。所以用兵打仗就是这样，先做出不能打赢的样子，以等待可战胜敌人的机会；治国也是这样，首先要做出不想夺取他国的姿态，然后等待敌国可被夺取的机会。舜在历山修养德行，天下所有的人都被他感化归顺，周文王在岐周修养德行，天下风气随之被他改变。如果舜只顾追求天下的利益而忘掉修养德性，那么连他自身都难以保住，哪还会有尺寸的地盘可占有！所以，当天下未必不乱时而去人为治理，必定是危险的；当品行还招非议时而急于去追求名声，一定是要受到挫折的。什么是“福”没有祸就是最大的幸福；什么是“利”不丧失既得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有为”这个东西，常常导致不是有益而是有损，不是成功而是毁坏，不是有利而是有害，都充满着危险，如果按“有为”去做的人也会危亡。所以秦穆公战胜西戎但却在崤山败于晋军之手，楚昭王战胜中原诸国却在栢莒被吴国打败。因此“道”是不能用来规劝那些追逐名利者的，而倒可以安宁那些想避害躲祸者的。所以，应当是崇尚无祸而不是崇尚有福；应当是崇尚无罪而不是崇尚有功。
圣人没有思虑，没有储备。对到来的他不迎接，对离开的他不送别。人们处东南西北，而他却独个站在中央。所以他能在大家都曲膝的环境之中不丧失他的正直；他能在大家都随流的趋势之下不偏离他的立足点。所以不有意显美为善，不有意掩避丑陋，只是遵循着天道自然；他不首先创造，不独断专行，只是遵循自然之理；他不预先策划，不错失时机，与自然天道和合；不求获得，不辞让幸福，只是顺从自然法则。他不追求自己所没有的，也不失去自己所拥有的，使内没有意外的祸害，外没有意外的福利。祸福都不产生，哪会有人来伤害你！行善事则引起人们的注意，做坏事则引起人们的非议；在人们的注意中必定会有责备的言论，而人们的非议一多必定会产生祸患。所以道术是不能用来进取求得功名的，而只可以用来隐退修身的；不能用来获取利益的，而只能凭它来避害的。所以圣人是不用品行去求功名的，不靠智慧去获取赞誉的；他是遵随自然，不加干预。思虑不胜术数，行为不胜“德”行事不胜“道”做事有不成功的，追求有得不到的。有了走投无路的时候，而“道”无处不通，与“道”争抗争则凶险。所以诗经上说“无知无觉，顺随天的法则”有智慧而无所作为，与无智慧的人“道”相同；有才能而无所作为，与无才能的人“德”一样。这样的“智者”呼喊他他才过来，这时才被人家觉得他在活动；这样的“能人”指使他他才来到，这时才被人家觉得他在行动。有智慧就像无智慧，有能耐好像无能耐“道”理就是这样。所以尽管功盖天下，却从不夸耀自己的美德；恩泽传及后代，却从不拥有名声。所以是“道”的理通达了，人为做作的事就灭绝了。
名声与“道”不能同时彰显，人如爱名声，这“道”就不被重视；“道”战胜人的欲望，这“名声”就消失。“道”与名声竞相争长，人如显身扬名，这“道”就被止息。所以人名彰显“道”就止息，这样离危险也就不远了。因此，世上到处张扬名声的时候，也就是“道”衰败之日将到来。想要获取名声的人，就一定要去做善事，而一做善事也就必定会生出事端来，事端一旦滋生，就会放弃公道而迁就私情，背理而自私。想通过做善事来获取赞誉，想通过表现贤能来树立名声，这样办事中因渗透了私心就不会遵循事理，急于表现自我而不待时机成熟。因为办事不遵循事理，被人指责就会多起来；急于表现自我而不待时机成熟就会徒劳无功。指责多而功劳少，没有办法解决，于是就任意乱来以求得成功。但以乱来而取得的成功，也不足以改变所遭受的责难和非议；如果乱来而使事情没有成功，那就会使自己身败名裂。所以要谨慎地对待行善和谨慎地对待行恶，如能明白这点，就离“道”不远了。
天下并不是没有诚实的人，但面临分配钱财、货物时就一定要用筹码来确定份额，因为人们总认为人心公平总不如无心客观的筹码来得公平。天下并不是没有廉洁的人，但看管重宝的人总将门窗关好，并加上密封条，因为人们总认为人不管怎样廉洁总不如原本就没有物欲的门窗封条来得廉洁。别人如指出这人就毛病，这人就会怨恨人家，但镜子如能清楚地照出这人的毛病，这人就会认为这镜子是一面好镜子。人如果在和外物接触时能像对待镜子的态度一样不掺杂一丝一毫的私心成见，那就能免却很多麻烦。公孙龙善于辩说而扰乱了名实关系，邓析辩说乖巧而搞乱了法律问题，苏秦善于游说而丧身。所以遵循“道”那么就不会张扬特长；遵循“理”那么巧诈就不会显示。所以，用巧诈来斗力的，常常是始于善、终于恶；以智慧来治国的，常常是始于治、终于乱。让水往低处流，你不用干涉它，它就能做到。但要使水激扬而往上喷涌，不用机械、巧妙的技术是做不到的。所以也说明一旦文采、花头花脑的东西占上风，那么质朴也就被掩盖了；奸邪机巧被施用，那么正直也就被阻塞了。
德可以用来自我修养，而不能用来使人暴虐；道可以用来治理自身，而不能用来使人昏乱。即使有做圣贤的资质，但如没遇上残暴动乱的世道，道与德也只能用来保全自身，而不能靠它们称霸称王。汤、武之所以能称王天下，是因为碰上了桀、纣的残暴。桀、纣不是因为汤、武的贤圣而残暴的，汤、武倒是碰上了桀、纣的暴政才称王的。所以即使是圣贤，也必须等待一定的机遇才行。机遇就是指遇到时机能把握它，这不是靠智能的追求所能做到的。君子修行而不谋求善名，施舍而不张扬仁爱，所以做到士人行善而不知“善”是从哪里来的，民众得到了利而不知“利”从何处出的，所以是“无为而自治”反过来说，谋求善名就容易导致士人们争夺名声，知道“利”之本源就容易引起民众间争夺功劳；争名夺利的风气一旦形成，就是有贤明的君王也是不容易治理好社会的。所以明白这种道理的君王大多是行善不留痕迹、施仁不留名声。
对外交好以求得援助，事奉大国以求得安定，不如将国内的事治理好以待时机到来。大凡侍奉别国，不是送去珍宝钱财，就是对人家低三下四。用珍宝钱财侍奉别国，就是将钱财耗尽也未必使人家的欲望得到满足；低三下四、态度谦卑、好话说尽也未必能和别国建立友好关系；就是签订条约、立誓结盟，但说不定哪一天毁约撕盟。即使只拿出极少的钱财侍奉别国，但如果自身没有可依赖的基础，也还是不足以保全自己的。如果放弃对外交结的策略，一心一意治理好国内的事务，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和挖掘土地潜力，增加国家积累，勉励人民不怕牺牲以巩固城防，上下一心，君臣同一志向，团结广大民众保卫社稷国家，人民效死力也不离弃，那么想张扬名誉的不必去讨伐没有罪过的国家，想获得利益的不必去攻打难以取胜的对手，这才是保全国家的较好方式。
人民有了前进的道路便会一齐走在这道路上，有了法规就会一同遵守。当然单靠义理不能使人民牢固地团结在一起，同样单凭威势也不能使人民紧密地集聚在一起，所以要设立君王来使民心统一。君王掌握“一”就能治理好天下，如没有常规天下就大乱。君王治理国家之道，不是靠有所作为，而是靠无为。那么，什么是“无为”？即是聪明的人不借用权位来生事，勇武的人不凭靠权势来施暴，仁慈的人不利用地位来施恩惠，这些可以称为“无为”做到这种“无为”就算得到“一”“一”是万物的根本，所向无敌的法宝。大凡人的禀性是年轻时浮躁妄为，年壮时凶狠逞强，而到年长就追求起私利钱财来。这可说人一生中是经历多次性格改变，又何况一个君主多次改更法令、一个国家多次更换君主呢！每人都是从自己的地位立场出发来表达自己的爱憎，这种爱憎观因社会的错综复杂而变得五花八门，是难以一一理顺清楚的，所以君王失去了“一”就会乱套，这种乱套比没有君主时的混乱更厉害。因此，诗经上这样说：“不出差错，不忘过去，按照老规矩行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君王如果喜欢运用智术，就会违背时令而放任自我，抛弃道理而运用心计。但实际上天下的事情广博而人的智术浅薄，用浅薄的智术去应对广博的事情，是不可能做好事情的。只想依靠个人的智慧来办事，失误必定不少。所以“任智”、“崇智”是死路一条。同样崇尚勇武，就会轻视敌人而忽视防备，只凭自身力量而拒绝相互间的帮助。用一个人的力量去抵抗强大的敌人，不凭借众人的力量而只凭自身力量，必定不能胜任。所以崇尚勇武，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喜欢施舍，但无一定的标准，上面的分配没有标准，下面的奢望就没有止境。如果多施舍而增加赋税以充实国库，这实际上是与百姓过不去。但如果是赋税收得少，施舍却又多，这国库里的财钱数量就不足以开销。所以喜欢施舍，是一种招致怨恨的做法。因此，仁、智、勇、力虽说是人的美好才能，但不足以治理天下。由此看来，贤能是不值得依靠利用的，而道术却是可以遵循和发扬广大的。
圣人凭心处事，众人以物欲行事。君子施行正气，小人施行邪气。内心观念符合本性，外在行为符合义理，遵循事理而行动，不受外物的牵累，这就叫“正气”热衷于滋味、沉溺于声色，喜怒无常，行动不考虑后果，这就叫“邪气”邪气与正气互相伤害，物欲与本性互相损伤，二者不可并立，一方树立，另一方必废弃，所以圣人是抛弃物欲而依顺本性。眼睛喜看美色、耳朵喜听音乐、嘴巴爱尝美味，接触这些东西就喜欢上它们，这就是不懂嗜欲的害处；贪吃暴食不利于身体安宁，听淫声不合于大道，看美色不利于天性。这口、耳、眼三种器官争着接受物欲，而能制约它们的是义理，即“心”割除毒疮不是不痛，喝下有毒性的药汤不是不苦，但是病人愿意忍受，这是因为对身体健康有帮助。渴了喝下生水也很痛快，饿了大吃一顿也很惬意，但是人们不这样做，这是因为对身体健康没有好处。以上四种情况，耳、目、鼻、口这些器官是不知取舍的，只有用“心”才能够控制它们，让它们适可而止，各得其所。由此看来，欲望不可任用，以物欲行事是不行的，这十分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大凡调养身体保养天性，就要做到调节起居、适量饮食、平和喜怒、劳逸结合，让这种养生之道始终落实贯彻，这样邪气就很难入侵到你的身体中来，哪像因担心肿瘤产生、毒疮发作而预防着那样伤神费心！那能够盛下整头牛的沸腾大鼎，蚊蝇是不敢靠近的；那昆仑美玉纹理精细，尘埃是无法污损的。圣人丑不内萌而心灵纯洁、美不外致而心灵善美。所以祭祀只是为了思念亲人而不是为了祈求神灵降福，宴请只是为了对宾客表达敬意而不是为了回报，唯有不汲汲追求才能够得到想得到的东西。
处在尊贵地位的人，因为有公道而没有私见，所以称他为尊，而不称为贤。拥有大地的人，因为遵循常规而不玩权谋，所以说他公平，而不说他聪明。对内没有残暴的事情招来百姓的怨恨，对外不以贤能的行为招致诸侯的猜忌，上下礼节遵循而不偏离，想评说的人因为看不到想看到的形迹而无法评头品足，这就叫做藏匿于无形之中。如果不是藏匿于无形之中，谁不能知道他的情况呢？夏商周三代君王所遵循的道路，就是因顺。所以大禹疏导江河，是因顺水性；后稷种植谷物，是因顺地力；汤武平定暴乱，是因顺时势。所以天下可以得到但不是靠强力来夺取，霸王的地位可以接受但不可强求。任用智慧则容易导致与人争讼，任用武力则容易导致与人竞争。不能使他人没有智慧，但能使他人无法在你身上使用智慧；不能使他人不崇尚武力，但能使他人无法在你身上使用武力。这两种情况崇尚的就是无形不现。所以君王的贤能不显露则使诸侯不戒备；不贤的事情不显露则使百姓怨恨无从产生。百姓不怨恨，那么民众的力量你就可以利用、得到，诸侯不戒备，那么夺取天下的时势就可以利用。事情是与众人一起做的，功业是靠时势运用而生的，而圣人就要在这其中销声匿迹，看不出他参与了什么、做了什么。所以老子说“老虎用不上它的利爪，犀牛用不上它的尖角”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鼓不藏身于声，所以敲击时会发出声音；镜不没形于其中，所以外物照镜时会映出影像。金钟石磬可以发声，但不叩击它就不会鸣响；管箫可以发音，但不吹奏它就不会有乐音。圣人深藏不露，不做倡导的事，事物来到时才加以控制，外物降临时才作出应对。修饰外表会伤害内质，放纵情感会伤害精神，表现文采会遮蔽质朴。一刻都不忘掉表现贤能，这必定会困扰本性；走一百步路一直注意自己的步态仪容，这必定会劳累他的身体。所以羽毛翅翼美丽的飞鸟，因善飞而伤损它的骨骸；枝叶繁茂的树木，因枝叶消耗而损害它的根部，能够两全其美的，整个天下都难以找到。
天本有明，不忧虑百姓在黑暗中生活，而百姓也自会开门户、凿牖窗，从天上采光照亮房屋；地本有财，不忧虑百姓的贫穷，而百姓自会伐木砍草，从大地获取财物丰富生活。得道的人就像山丘、巍然不动，而行路人将它作为目标来攀登。这巍然不动的山丘只是自然而然地自给自足，它也不对人有过什么有意的施与，取用山丘财货的人也不必以为受了山的恩德而要去回报它，所以这山能安宁长久。天地也是这样不赐予，所以也就无剥夺；就像日月那样无恩施，故也不招惹怨恨。喜欢施恩的必定多怨恨，喜欢施予的必定会剥夺。唯有在无为中隐匿自己踪迹、顺随天地自然的人，才能理解这个道理而不爱名。名誉兴盛起来这道就行不通，道行得通则人就无须名位。所以称誉产生，这诋毁也就随之而来；善行显示，这恶恨也就跟着而至。利是害的开始，福是祸的先导；唯有不追求利的人没有害，唯有不追求福的人没有祸。是诸侯却要去谋求当霸主，就会连诸侯都保不住；是霸主却要想统治天下当天子，就会连霸主的位子都保不牢。所以国家以保全自己为长久之计，称王称霸只是一种暂时的寄托；人生也以活命为长久之计，大贵大富只是一种暂时的寄托。能够不因为拥有天下而伤害国家，能够不因为拥有国家而伤害身体，这样的人可以将天下托付给他。不懂“道”的人，放弃自己已拥有的，而去追求自己所没有得到的，煞费苦心玩弄智巧邪行，幸福来临就高兴，灾难临头就恐怖，策划计谋弄得疲劳不堪，事务纠缠得智困虑苦，灾祸由此产生也终身不悔，一切是自作自受，却反而埋怨人家。不是沾沾自喜，就是忧心忡忡，心里总是不平衡，行为没有原则标准，这就叫做“狂妄之徒”
君主如果喜好仁慈，就会对无功者奖赏、将有罪者释放；君主如果喜爱刑罚，就会废弃有功者，诛杀无罪者。而没有偏好的君主，如施行刑罚就没有人怨恨，如施舍恩德就没有人感戴；因为他效法水准，遵循墨绳，自身不参与事情本身；就像天地一样，什么事物不被覆盖和承载？所以将万物融合起来使之平平和和是君主的职责，制裁和诛杀罪犯是法律的功能。人如受惩罚而不表示怨恨遗憾，这就说明事情处理得合乎天道。道能占上风，这人间社会省却不少麻烦事。圣人不穿奇异服装，没有怪异行为；他的服饰不引起众人的议论，他的行为不引起众人观察，他的言论不引起众人的评论；通达时不浮华，困窘时不沮丧，荣贵时不炫耀，隐逸时不困窘，超凡脱俗而不被人感到怪诞，仪容和普通人一样。难以用名称来命名他，就叫做“大通”升阶下堂的举止，拱揖谦让的礼节，小跑疾走，盘绕周旋，都是不得已而去做的，并不是出于人的本性，内心的情绪并不同这些举止行为符合。做到这种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一定要这样做的，哪里是特意这样安排的？所以不得已而唱歌的人，是难以表露悲情的；不得已而跳舞的人，是不会努力展示优美舞姿的。唱歌、跳舞不能表露悲情，展示优美舞姿，都是由于内心没有真情。善于博弈的人，不一心想赢，他不担心不会赢，只是平心定意，投箸落子符合心意，行走棋子遵循规则，虽然不一定最后胜利，但得到的筹码一定不少。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博弈的胜负取决于术数技艺，而不取决于人主观愿望。同样，善于赛马的人，不贪求跑在最前边，他也不害怕单独落在最后，只是通过双手调节快慢，驾御者的意图和马匹协调，虽然不一定跑在最前面，但马匹的能量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跑马领先，是在于技巧而不在于主观愿望。因此，消除欲念这技术就能发挥出来，同样抛弃智慧这道术就能确立起来。商人多方钻营就会失败、工匠技艺太繁就会困窘，这是因为他们心不专一。所以树木粗大妨碍它的高度，水流阔广影响它的深度。有智慧而没有权术，即使钻营也不能通达；有百种技艺而没有纯一之道，即使获得了也不能持守。所以诗经上说：“贤人君子，他们的仪态总是一定不变的。仪态不变，因此诚心坚定不渝。”君子的诚心大概就是这样专一坚定的。
舜只需弹奏五弦琴吟诵南风诗歌，就能治理好天下了；周公则进餐时还要忙于政务，钟鼓悬挂着不解下来，辛勤地辅佐成王平定天下。平民百姓一家子守着百亩土地，没有空暇时间，也无法摆脱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君王一人执掌天下，时间还有剩余，政事不够他处理，因为他将事情分派给百官去办了。处于尊位的君王就像尸主，处在官位上的百官就像祝宰。尸主虽然会扎刍狗烧猪，但他不去做这些归他人的事，即使不会做这些事也没有什么损失；俎豆摆放顺序、黍稷上供先后，尸主尽管知道也不去指指点点，即使不懂这些规矩也没有什么影响。但一定要做到，不懂“祝”的人，不能让他担任祝者，但并不妨害他做尸主；不会驾车的人，不能让他担任御手，但并不影响他处于主位。所以地位越尊贵就越安逸，身份越高杂事越少。这就像弹琴，小弦虽然音调急迫，而大弦声音一定舒缓。
无为是道的本体；处后是道的功能。无为驾驭有为，叫做“术”；处后制约占先，叫做“数”效仿“术”就强大，审察“数”就安宁。现在将卞氏之璧给人，不能接受这一点的，是先得到它的人；寻求才得到它，虽然埋怨却不反悔，是最后得到它的人。三个人住在一起，其中两人为事争吵起来。争吵双方都认为自己正确，听不进对方的话。另外一人虽然愚钝，也一定会从旁判定谁是谁非，这不是因为他聪明，而是因为他没有卷入这其中的争吵。同样，两人斗殴，另一瘦弱者站在旁边，如果他帮其中的这个人忙，这个人就必定会获胜；如果他将两人中的一人拉开，这场相打就此平息。参加斗殴的双方都十分强壮，但却都受这一瘦弱者制约，不是因为瘦弱者骁勇，而是因为瘦弱者本身没有参与这场相打斗殴。由此看来，后来的制约着居先的，文静的胜过躁动的，这是一种规律。背道弃数而寄希望于偶然，改变常规更易旧俗，凭小聪明来碰运气机会，有了过失就责难自己，侥幸碰中机会就认为是掌握了时机，行动愚昧且又荒谬更改，一辈子都不醒悟：这就叫做“狂妄”有了灾祸就屈服，有了一点福就自满，有了过失就追悔，有了功劳就骄傲，始终不知返回心意，这就叫做“狂人”
圆阵符合圆规，方阵符合方矩。行军排成兽阵，站立形成列队，这样可以率领少量人马而不能统率千军万马。蓼菜长成行，瓶瓯有底座，量粟而舂，数米而炊，这样的人可以管家务而不能治理国家。洗净杯盘进食，洗好爵来饮酒，洗涤干净以后侍候长辈用饭，这样的人可以在家赡养长者，但不能管理三军的伙食。不平易不能办大事，不简约不能聚合众人。大型的音乐必定平易，重大的礼仪必定简略。平易简约能成天地。大型音乐平易而没有怨伤，重大礼仪简略而不受责难，四海之内都能统领，所以这样的人能成为天子皇帝。
心里有忧愁的人，即使有安适的床榻松软的垫席也不能让他安睡；即使有菰米饭牛羊肉吃也不能使他感到甘甜；即使有琴瑟竽的吹奏也不能使他快乐。而一旦内心的忧愁消除，就吃得香甜、睡得安稳、住得舒适、玩得快乐了。由此看来，活着有它的乐趣，死去有它的哀伤。现在有些人致力于增加人本性所不乐意的东西，而损害了本性快乐的东西，因此即使富有得拥有天下，尊贵到做了天子，但还是免不了成为悲哀的人。
大凡人的天性，喜欢恬愉而讨厌忧虑，喜欢安逸而讨厌辛劳。内心始终保持无欲，可称为恬愉；身体保持无事，可称为安逸。身心处于恬愉舒适之中，身体处于安逸闲适之中，等待天命的安排，内心自寻快乐，不着急身外的琐事，虽天下之大也不足以变易他的生活模式，日月隐藏也不能干扰他的生活态度。所以虽然低贱但他觉得尊贵，虽然贫寒他觉得富足。大道无形象，大仁无偏爱，大辩无声音，大廉无贪心，大勇无矜夸，这五者被保存下来，就差不多接近正道了。
军令多变或不统一就会导致部队混乱，酒令太多或混乱就会导致酒席吵闹发生争执。部队混乱就容易临阵败逃或投降，酒席吵闹发生争执就容易互相伤害。所以事情常常是开头美好，最终却变得丑鄙；事情常常是开头快乐，最后以不高兴收场。简简单单的事，最终变得繁琐不堪。现在有人准备好美酒佳肴宴请宾客，以卑恭的态度和委婉的言辞接待客人，想以此来交结朋友欢聚一场，但在饮酒过程中却以饮酒多少而发生了争执，并打斗起来造成伤害，为此双方族人结下仇怨、变成仇人，出现了原本不想见到的局面，这就是酗酒在坏事。诗的偏差在于后来的邪僻，乐的失误在于后来的怨刺，礼的偏差在于后来的苛责。徵音中并不是没有羽音掺杂，羽音里也并不是没有徵音掺杂，五音中没有哪种声音不掺杂，但仍然以“徵”、“羽”等等来给五音定名，因为五音分别以本音调为本体来确定的。所以仁义智勇四种品质，圣人都具备，然而对具体某个圣人用一种名号命名，是针对他身上的那种品质特别突出而言的。阳气在东北方产生，到西南方消失；阴气在西南方形成，到东北方衰弱。阴气和阳气在产生之初都是协调和适的，又非常相似的。它们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各自增长本身的成分，以至渐渐拉大它们的差距，或者阳气极盛时热得沙石烤焦，或者阴气极盛时冷得河水结冰。因此圣人是谨慎地对待事物量的积累。河水发源于高山而最终流注大海，庄稼生长于田野而最终收入粮库，这就是看到它们的开始便知道它们的归宿了。祭祀时，崇尚草编的席垫、装在樽中的玄酒、放在俎上的生鱼、盛在盘中的肉汁，这些物品是既不赏心悦目，也不合人胃口，但先王们就是看重它们，这是因为先王们重视的是祭祀之根本而不看重一些枝末的东西。圣人与外界事物打交道，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中，圣人一定掌握着能应付千变万化的不变之道。那寒与暖正相反，当大寒冻裂大地滴水成冰的时候，燃烧着的火却不因此降低它的热度；当大暑高温热得能使金属熔化的时候，燃烧着的火却也不因此增加它的热度。寒暑的变化对火本身没有影响，这是因为火有它自己的特质。
圣人常处后而不争先，常应和而不倡导；既不前进追求，也不退后谦让。跟随时间三年，时去我走；离开时间三年，时在我后。没有离开也没有趋就，居中站于应处的地位。天道没有偏心私情，它只帮助有德之人。有道之人，不失时机地去帮助他人；无道之人，丧失时机被人剥夺。自身正直而等待天命，时机来到不能迎上去而违逆它；拦截时机而强求合时；时机离去不能追上去而拉住它。所以一般不说我无所作为天下离我这么远，也不说我不想得天下天下不会落在我手里。古代那些会保存自我的人，乐于道德而忘却贫贱，所以名誉不能改变他的志向。乐于道体而忘掉贫寒，所以利益不能改变他的心性。名利就是充斥天下，都不足以牵动他的心，所以清廉而能快乐，虚静而能知足。所以这样修心养性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道体的。从自身现在往上推算到上古时代，时间是够久远的了；又从自身死后往下推算世界，无穷无尽也够遥远的了。以一个几十年仓猝的一生，去忧虑天下的治乱，就像担心黄河水会减少、以泪水去增加它的水量一样。神龟寿长三千年而蜉蝣不过活三天，以短命蜉蝣去替神龟养生条件担忧，这一定会引起人们的嘲笑。所以不必要忧虑天下的治和乱，只以自身颐养为乐事就够了；如能这样，便可与他谈论道体了。君子行善，不一定能使福必到；君子不做坏事，也不一定能使祸不降临。福的到来，不是靠自己追求的，所以得到幸福也不夸耀自己的功劳；祸的降临，不是自己招惹的，所以遭受不幸也不后悔自己的行表。内在的心性修养遵循一定的准则，如横祸降临，那就是天意了，不是人为的。所以应时常内心静漠恬淡，不要因外物牵累对德的修养；做到狗吠而不惊，对自己纯真的性情充分相信。所以懂得道的人不迷惑，知晓命运的人不忧虑。万乘大国的君主死后，人们将他的尸骸埋在旷野地里，而在庙堂上祭祀他的神灵，这是因为精神比形体贵重。所以精神处于制约地位，形体就服从精神，如形体制约精神，精神就会耗尽。聪明虽然管用，但还必须返归到精神上来，达到这种虚静中和境界的叫做“太冲”
人，这情况就不同了，筏上的人有的会喊那船上的人赶快撑开，避免相撞，有的会叫那船上的人往一边靠，让出河道来，如那船上的人毫无反应，这时筏上的人必定会骂出难听的话来。这前一种情况无处发怒，后一种情况发怒谩骂，这是因为前一种情况是空船，后一种情况是船上有人。那么现在设想人如果虚无缥缈地在世上遨游，又有谁能诋毁他？
放弃道而依靠智慧那是危险的，抛弃术数而单凭才能是会窘迫的；所以，只有因欲念多而灭亡的，没有因无欲而危险的；只有以欲治国而乱天下的，没有因守常道而亡天下的。因此，智慧不足以免除祸患，愚蠢倒不足以致使失去安宁。持守本分，遵循事理，失去了不忧虑，得到了不兴奋。所以成功并不是所要做的，获得并不是所追求的，收入的只是接受而不是索取，付出的只是施授而不求回予；万物因春天而生长，随秋天而死亡，所生育的万物不因此而感激春天的恩德，所死亡的万物不因此而怨恨秋天的刑杀，这就接近“道”了。
圣人不做那些能让人非议的事，但不憎恨他人对自己的非议；修养值得赞誉的品德，但不要求他人对自己的赞誉；他不能使祸不来到，但相信自己是不会去惹祸的；他不能使福必定会降临，但相信自己也不至于会排斥降临的福。灾祸的产生，不是他招惹产生的，所以陷入困境也不忧虑；幸福的降临，不是他刻意追求得到的，所以即使顺利、显达也不自傲。知道祸福的临界不在于本人，所以能悠闲自在快乐生活，无所作为地处置各种事情。圣人是守着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而正去追求他尚未得到的东西。如果去追求尚未得到的那一份，就有可能连原有的那一份也会失去；保持着已有的一份，那么所希望的东西自然会来到。所以用兵打仗就是这样，先做出不能打赢的样子，以等待可战胜敌人的机会；治国也是这样，首先要做出不想夺取他国的姿态，然后等待敌国可被夺取的机会。舜在历山修养德行，天下所有的人都被他感化归顺，周文王在岐周修养德行，天下风气随之被他改变。如果舜只顾追求天下的利益而忘掉修养德性，那么连他自身都难以保住，哪还会有尺寸的地盘可占有！所以，当天下未必不乱时而去人为治理，必定是危险的；当品行还招非议时而急于去追求名声，一定是要受到挫折的。什么是“福”没有祸就是最大的幸福；什么是“利”不丧失既得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有为”这个东西，常常导致不是有益而是有损，不是成功而是毁坏，不是有利而是有害，都充满着危险，如果按“有为”去做的人也会危亡。所以秦穆公战胜西戎但却在崤山败于晋军之手，楚昭王战胜中原诸国却在栢莒被吴国打败。因此“道”是不能用来规劝那些追逐名利者的，而倒可以安宁那些想避害躲祸者的。所以，应当是崇尚无祸而不是崇尚有福；应当是崇尚无罪而不是崇尚有功。
圣人没有思虑，没有储备。对到来的他不迎接，对离开的他不送别。人们处东南西北，而他却独个站在中央。所以他能在大家都曲膝的环境之中不丧失他的正直；他能在大家都随流的趋势之下不偏离他的立足点。所以不有意显美为善，不有意掩避丑陋，只是遵循着天道自然；他不首先创造，不独断专行，只是遵循自然之理；他不预先策划，不错失时机，与自然天道和合；不求获得，不辞让幸福，只是顺从自然法则。他不追求自己所没有的，也不失去自己所拥有的，使内没有意外的祸害，外没有意外的福利。祸福都不产生，哪会有人来伤害你！行善事则引起人们的注意，做坏事则引起人们的非议；在人们的注意中必定会有责备的言论，而人们的非议一多必定会产生祸患。所以道术是不能用来进取求得功名的，而只可以用来隐退修身的；不能用来获取利益的，而只能凭它来避害的。所以圣人是不用品行去求功名的，不靠智慧去获取赞誉的；他是遵随自然，不加干预。思虑不胜术数，行为不胜“德”行事不胜“道”做事有不成功的，追求有得不到的。有了走投无路的时候，而“道”无处不通，与“道”争抗争则凶险。所以诗经上说“无知无觉，顺随天的法则”有智慧而无所作为，与无智慧的人“道”相同；有才能而无所作为，与无才能的人“德”一样。这样的“智者”呼喊他他才过来，这时才被人家觉得他在活动；这样的“能人”指使他他才来到，这时才被人家觉得他在行动。有智慧就像无智慧，有能耐好像无能耐“道”理就是这样。所以尽管功盖天下，却从不夸耀自己的美德；恩泽传及后代，却从不拥有名声。所以是“道”的理通达了，人为做作的事就灭绝了。
名声与“道”不能同时彰显，人如爱名声，这“道”就不被重视；“道”战胜人的欲望，这“名声”就消失。“道”与名声竞相争长，人如显身扬名，这“道”就被止息。所以人名彰显“道”就止息，这样离危险也就不远了。因此，世上到处张扬名声的时候，也就是“道”衰败之日将到来。想要获取名声的人，就一定要去做善事，而一做善事也就必定会生出事端来，事端一旦滋生，就会放弃公道而迁就私情，背理而自私。想通过做善事来获取赞誉，想通过表现贤能来树立名声，这样办事中因渗透了私心就不会遵循事理，急于表现自我而不待时机成熟。因为办事不遵循事理，被人指责就会多起来；急于表现自我而不待时机成熟就会徒劳无功。指责多而功劳少，没有办法解决，于是就任意乱来以求得成功。但以乱来而取得的成功，也不足以改变所遭受的责难和非议；如果乱来而使事情没有成功，那就会使自己身败名裂。所以要谨慎地对待行善和谨慎地对待行恶，如能明白这点，就离“道”不远了。
天下并不是没有诚实的人，但面临分配钱财、货物时就一定要用筹码来确定份额，因为人们总认为人心公平总不如无心客观的筹码来得公平。天下并不是没有廉洁的人，但看管重宝的人总将门窗关好，并加上密封条，因为人们总认为人不管怎样廉洁总不如原本就没有物欲的门窗封条来得廉洁。别人如指出这人就毛病，这人就会怨恨人家，但镜子如能清楚地照出这人的毛病，这人就会认为这镜子是一面好镜子。人如果在和外物接触时能像对待镜子的态度一样不掺杂一丝一毫的私心成见，那就能免却很多麻烦。公孙龙善于辩说而扰乱了名实关系，邓析辩说乖巧而搞乱了法律问题，苏秦善于游说而丧身。所以遵循“道”那么就不会张扬特长；遵循“理”那么巧诈就不会显示。所以，用巧诈来斗力的，常常是始于善、终于恶；以智慧来治国的，常常是始于治、终于乱。让水往低处流，你不用干涉它，它就能做到。但要使水激扬而往上喷涌，不用机械、巧妙的技术是做不到的。所以也说明一旦文采、花头花脑的东西占上风，那么质朴也就被掩盖了；奸邪机巧被施用，那么正直也就被阻塞了。
德可以用来自我修养，而不能用来使人暴虐；道可以用来治理自身，而不能用来使人昏乱。即使有做圣贤的资质，但如没遇上残暴动乱的世道，道与德也只能用来保全自身，而不能靠它们称霸称王。汤、武之所以能称王天下，是因为碰上了桀、纣的残暴。桀、纣不是因为汤、武的贤圣而残暴的，汤、武倒是碰上了桀、纣的暴政才称王的。所以即使是圣贤，也必须等待一定的机遇才行。机遇就是指遇到时机能把握它，这不是靠智能的追求所能做到的。君子修行而不谋求善名，施舍而不张扬仁爱，所以做到士人行善而不知“善”是从哪里来的，民众得到了利而不知“利”从何处出的，所以是“无为而自治”反过来说，谋求善名就容易导致士人们争夺名声，知道“利”之本源就容易引起民众间争夺功劳；争名夺利的风气一旦形成，就是有贤明的君王也是不容易治理好社会的。所以明白这种道理的君王大多是行善不留痕迹、施仁不留名声。
对外交好以求得援助，事奉大国以求得安定，不如将国内的事治理好以待时机到来。大凡侍奉别国，不是送去珍宝钱财，就是对人家低三下四。用珍宝钱财侍奉别国，就是将钱财耗尽也未必使人家的欲望得到满足；低三下四、态度谦卑、好话说尽也未必能和别国建立友好关系；就是签订条约、立誓结盟，但说不定哪一天毁约撕盟。即使只拿出极少的钱财侍奉别国，但如果自身没有可依赖的基础，也还是不足以保全自己的。如果放弃对外交结的策略，一心一意治理好国内的事务，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和挖掘土地潜力，增加国家积累，勉励人民不怕牺牲以巩固城防，上下一心，君臣同一志向，团结广大民众保卫社稷国家，人民效死力也不离弃，那么想张扬名誉的不必去讨伐没有罪过的国家，想获得利益的不必去攻打难以取胜的对手，这才是保全国家的较好方式。
人民有了前进的道路便会一齐走在这道路上，有了法规就会一同遵守。当然单靠义理不能使人民牢固地团结在一起，同样单凭威势也不能使人民紧密地集聚在一起，所以要设立君王来使民心统一。君王掌握“一”就能治理好天下，如没有常规天下就大乱。君王治理国家之道，不是靠有所作为，而是靠无为。那么，什么是“无为”？即是聪明的人不借用权位来生事，勇武的人不凭靠权势来施暴，仁慈的人不利用地位来施恩惠，这些可以称为“无为”做到这种“无为”就算得到“一”“一”是万物的根本，所向无敌的法宝。大凡人的禀性是年轻时浮躁妄为，年壮时凶狠逞强，而到年长就追求起私利钱财来。这可说人一生中是经历多次性格改变，又何况一个君主多次改更法令、一个国家多次更换君主呢！每人都是从自己的地位立场出发来表达自己的爱憎，这种爱憎观因社会的错综复杂而变得五花八门，是难以一一理顺清楚的，所以君王失去了“一”就会乱套，这种乱套比没有君主时的混乱更厉害。因此，诗经上这样说：“不出差错，不忘过去，按照老规矩行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君王如果喜欢运用智术，就会违背时令而放任自我，抛弃道理而运用心计。但实际上天下的事情广博而人的智术浅薄，用浅薄的智术去应对广博的事情，是不可能做好事情的。只想依靠个人的智慧来办事，失误必定不少。所以“任智”、“崇智”是死路一条。同样崇尚勇武，就会轻视敌人而忽视防备，只凭自身力量而拒绝相互间的帮助。用一个人的力量去抵抗强大的敌人，不凭借众人的力量而只凭自身力量，必定不能胜任。所以崇尚勇武，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喜欢施舍，但无一定的标准，上面的分配没有标准，下面的奢望就没有止境。如果多施舍而增加赋税以充实国库，这实际上是与百姓过不去。但如果是赋税收得少，施舍却又多，这国库里的财钱数量就不足以开销。所以喜欢施舍，是一种招致怨恨的做法。因此，仁、智、勇、力虽说是人的美好才能，但不足以治理天下。由此看来，贤能是不值得依靠利用的，而道术却是可以遵循和发扬广大的。
圣人凭心处事，众人以物欲行事。君子施行正气，小人施行邪气。内心观念符合本性，外在行为符合义理，遵循事理而行动，不受外物的牵累，这就叫“正气”热衷于滋味、沉溺于声色，喜怒无常，行动不考虑后果，这就叫“邪气”邪气与正气互相伤害，物欲与本性互相损伤，二者不可并立，一方树立，另一方必废弃，所以圣人是抛弃物欲而依顺本性。眼睛喜看美色、耳朵喜听音乐、嘴巴爱尝美味，接触这些东西就喜欢上它们，这就是不懂嗜欲的害处；贪吃暴食不利于身体安宁，听淫声不合于大道，看美色不利于天性。这口、耳、眼三种器官争着接受物欲，而能制约它们的是义理，即“心”割除毒疮不是不痛，喝下有毒性的药汤不是不苦，但是病人愿意忍受，这是因为对身体健康有帮助。渴了喝下生水也很痛快，饿了大吃一顿也很惬意，但是人们不这样做，这是因为对身体健康没有好处。以上四种情况，耳、目、鼻、口这些器官是不知取舍的，只有用“心”才能够控制它们，让它们适可而止，各得其所。由此看来，欲望不可任用，以物欲行事是不行的，这十分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大凡调养身体保养天性，就要做到调节起居、适量饮食、平和喜怒、劳逸结合，让这种养生之道始终落实贯彻，这样邪气就很难入侵到你的身体中来，哪像因担心肿瘤产生、毒疮发作而预防着那样伤神费心！那能够盛下整头牛的沸腾大鼎，蚊蝇是不敢靠近的；那昆仑美玉纹理精细，尘埃是无法污损的。圣人丑不内萌而心灵纯洁、美不外致而心灵善美。所以祭祀只是为了思念亲人而不是为了祈求神灵降福，宴请只是为了对宾客表达敬意而不是为了回报，唯有不汲汲追求才能够得到想得到的东西。
处在尊贵地位的人，因为有公道而没有私见，所以称他为尊，而不称为贤。拥有大地的人，因为遵循常规而不玩权谋，所以说他公平，而不说他聪明。对内没有残暴的事情招来百姓的怨恨，对外不以贤能的行为招致诸侯的猜忌，上下礼节遵循而不偏离，想评说的人因为看不到想看到的形迹而无法评头品足，这就叫做藏匿于无形之中。如果不是藏匿于无形之中，谁不能知道他的情况呢？夏商周三代君王所遵循的道路，就是因顺。所以大禹疏导江河，是因顺水性；后稷种植谷物，是因顺地力；汤武平定暴乱，是因顺时势。所以天下可以得到但不是靠强力来夺取，霸王的地位可以接受但不可强求。任用智慧则容易导致与人争讼，任用武力则容易导致与人竞争。不能使他人没有智慧，但能使他人无法在你身上使用智慧；不能使他人不崇尚武力，但能使他人无法在你身上使用武力。这两种情况崇尚的就是无形不现。所以君王的贤能不显露则使诸侯不戒备；不贤的事情不显露则使百姓怨恨无从产生。百姓不怨恨，那么民众的力量你就可以利用、得到，诸侯不戒备，那么夺取天下的时势就可以利用。事情是与众人一起做的，功业是靠时势运用而生的，而圣人就要在这其中销声匿迹，看不出他参与了什么、做了什么。所以老子说“老虎用不上它的利爪，犀牛用不上它的尖角”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鼓不藏身于声，所以敲击时会发出声音；镜不没形于其中，所以外物照镜时会映出影像。金钟石磬可以发声，但不叩击它就不会鸣响；管箫可以发音，但不吹奏它就不会有乐音。圣人深藏不露，不做倡导的事，事物来到时才加以控制，外物降临时才作出应对。修饰外表会伤害内质，放纵情感会伤害精神，表现文采会遮蔽质朴。一刻都不忘掉表现贤能，这必定会困扰本性；走一百步路一直注意自己的步态仪容，这必定会劳累他的身体。所以羽毛翅翼美丽的飞鸟，因善飞而伤损它的骨骸；枝叶繁茂的树木，因枝叶消耗而损害它的根部，能够两全其美的，整个天下都难以找到。
天本有明，不忧虑百姓在黑暗中生活，而百姓也自会开门户、凿牖窗，从天上采光照亮房屋；地本有财，不忧虑百姓的贫穷，而百姓自会伐木砍草，从大地获取财物丰富生活。得道的人就像山丘、巍然不动，而行路人将它作为目标来攀登。这巍然不动的山丘只是自然而然地自给自足，它也不对人有过什么有意的施与，取用山丘财货的人也不必以为受了山的恩德而要去回报它，所以这山能安宁长久。天地也是这样不赐予，所以也就无剥夺；就像日月那样无恩施，故也不招惹怨恨。喜欢施恩的必定多怨恨，喜欢施予的必定会剥夺。唯有在无为中隐匿自己踪迹、顺随天地自然的人，才能理解这个道理而不爱名。名誉兴盛起来这道就行不通，道行得通则人就无须名位。所以称誉产生，这诋毁也就随之而来；善行显示，这恶恨也就跟着而至。利是害的开始，福是祸的先导；唯有不追求利的人没有害，唯有不追求福的人没有祸。是诸侯却要去谋求当霸主，就会连诸侯都保不住；是霸主却要想统治天下当天子，就会连霸主的位子都保不牢。所以国家以保全自己为长久之计，称王称霸只是一种暂时的寄托；人生也以活命为长久之计，大贵大富只是一种暂时的寄托。能够不因为拥有天下而伤害国家，能够不因为拥有国家而伤害身体，这样的人可以将天下托付给他。不懂“道”的人，放弃自己已拥有的，而去追求自己所没有得到的，煞费苦心玩弄智巧邪行，幸福来临就高兴，灾难临头就恐怖，策划计谋弄得疲劳不堪，事务纠缠得智困虑苦，灾祸由此产生也终身不悔，一切是自作自受，却反而埋怨人家。不是沾沾自喜，就是忧心忡忡，心里总是不平衡，行为没有原则标准，这就叫做“狂妄之徒”
君主如果喜好仁慈，就会对无功者奖赏、将有罪者释放；君主如果喜爱刑罚，就会废弃有功者，诛杀无罪者。而没有偏好的君主，如施行刑罚就没有人怨恨，如施舍恩德就没有人感戴；因为他效法水准，遵循墨绳，自身不参与事情本身；就像天地一样，什么事物不被覆盖和承载？所以将万物融合起来使之平平和和是君主的职责，制裁和诛杀罪犯是法律的功能。人如受惩罚而不表示怨恨遗憾，这就说明事情处理得合乎天道。道能占上风，这人间社会省却不少麻烦事。圣人不穿奇异服装，没有怪异行为；他的服饰不引起众人的议论，他的行为不引起众人观察，他的言论不引起众人的评论；通达时不浮华，困窘时不沮丧，荣贵时不炫耀，隐逸时不困窘，超凡脱俗而不被人感到怪诞，仪容和普通人一样。难以用名称来命名他，就叫做“大通”升阶下堂的举止，拱揖谦让的礼节，小跑疾走，盘绕周旋，都是不得已而去做的，并不是出于人的本性，内心的情绪并不同这些举止行为符合。做到这种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一定要这样做的，哪里是特意这样安排的？所以不得已而唱歌的人，是难以表露悲情的；不得已而跳舞的人，是不会努力展示优美舞姿的。唱歌、跳舞不能表露悲情，展示优美舞姿，都是由于内心没有真情。善于博弈的人，不一心想赢，他不担心不会赢，只是平心定意，投箸落子符合心意，行走棋子遵循规则，虽然不一定最后胜利，但得到的筹码一定不少。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博弈的胜负取决于术数技艺，而不取决于人主观愿望。同样，善于赛马的人，不贪求跑在最前边，他也不害怕单独落在最后，只是通过双手调节快慢，驾御者的意图和马匹协调，虽然不一定跑在最前面，但马匹的能量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跑马领先，是在于技巧而不在于主观愿望。因此，消除欲念这技术就能发挥出来，同样抛弃智慧这道术就能确立起来。商人多方钻营就会失败、工匠技艺太繁就会困窘，这是因为他们心不专一。所以树木粗大妨碍它的高度，水流阔广影响它的深度。有智慧而没有权术，即使钻营也不能通达；有百种技艺而没有纯一之道，即使获得了也不能持守。所以诗经上说：“贤人君子，他们的仪态总是一定不变的。仪态不变，因此诚心坚定不渝。”君子的诚心大概就是这样专一坚定的。
舜只需弹奏五弦琴吟诵南风诗歌，就能治理好天下了；周公则进餐时还要忙于政务，钟鼓悬挂着不解下来，辛勤地辅佐成王平定天下。平民百姓一家子守着百亩土地，没有空暇时间，也无法摆脱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君王一人执掌天下，时间还有剩余，政事不够他处理，因为他将事情分派给百官去办了。处于尊位的君王就像尸主，处在官位上的百官就像祝宰。尸主虽然会扎刍狗烧猪，但他不去做这些归他人的事，即使不会做这些事也没有什么损失；俎豆摆放顺序、黍稷上供先后，尸主尽管知道也不去指指点点，即使不懂这些规矩也没有什么影响。但一定要做到，不懂“祝”的人，不能让他担任祝者，但并不妨害他做尸主；不会驾车的人，不能让他担任御手，但并不影响他处于主位。所以地位越尊贵就越安逸，身份越高杂事越少。这就像弹琴，小弦虽然音调急迫，而大弦声音一定舒缓。
无为是道的本体；处后是道的功能。无为驾驭有为，叫做“术”；处后制约占先，叫做“数”效仿“术”就强大，审察“数”就安宁。现在将卞氏之璧给人，不能接受这一点的，是先得到它的人；寻求才得到它，虽然埋怨却不反悔，是最后得到它的人。三个人住在一起，其中两人为事争吵起来。争吵双方都认为自己正确，听不进对方的话。另外一人虽然愚钝，也一定会从旁判定谁是谁非，这不是因为他聪明，而是因为他没有卷入这其中的争吵。同样，两人斗殴，另一瘦弱者站在旁边，如果他帮其中的这个人忙，这个人就必定会获胜；如果他将两人中的一人拉开，这场相打就此平息。参加斗殴的双方都十分强壮，但却都受这一瘦弱者制约，不是因为瘦弱者骁勇，而是因为瘦弱者本身没有参与这场相打斗殴。由此看来，后来的制约着居先的，文静的胜过躁动的，这是一种规律。背道弃数而寄希望于偶然，改变常规更易旧俗，凭小聪明来碰运气机会，有了过失就责难自己，侥幸碰中机会就认为是掌握了时机，行动愚昧且又荒谬更改，一辈子都不醒悟：这就叫做“狂妄”有了灾祸就屈服，有了一点福就自满，有了过失就追悔，有了功劳就骄傲，始终不知返回心意，这就叫做“狂人”
圆阵符合圆规，方阵符合方矩。行军排成兽阵，站立形成列队，这样可以率领少量人马而不能统率千军万马。蓼菜长成行，瓶瓯有底座，量粟而舂，数米而炊，这样的人可以管家务而不能治理国家。洗净杯盘进食，洗好爵来饮酒，洗涤干净以后侍候长辈用饭，这样的人可以在家赡养长者，但不能管理三军的伙食。不平易不能办大事，不简约不能聚合众人。大型的音乐必定平易，重大的礼仪必定简略。平易简约能成天地。大型音乐平易而没有怨伤，重大礼仪简略而不受责难，四海之内都能统领，所以这样的人能成为天子皇帝。
心里有忧愁的人，即使有安适的床榻松软的垫席也不能让他安睡；即使有菰米饭牛羊肉吃也不能使他感到甘甜；即使有琴瑟竽的吹奏也不能使他快乐。而一旦内心的忧愁消除，就吃得香甜、睡得安稳、住得舒适、玩得快乐了。由此看来，活着有它的乐趣，死去有它的哀伤。现在有些人致力于增加人本性所不乐意的东西，而损害了本性快乐的东西，因此即使富有得拥有天下，尊贵到做了天子，但还是免不了成为悲哀的人。
大凡人的天性，喜欢恬愉而讨厌忧虑，喜欢安逸而讨厌辛劳。内心始终保持无欲，可称为恬愉；身体保持无事，可称为安逸。身心处于恬愉舒适之中，身体处于安逸闲适之中，等待天命的安排，内心自寻快乐，不着急身外的琐事，虽天下之大也不足以变易他的生活模式，日月隐藏也不能干扰他的生活态度。所以虽然低贱但他觉得尊贵，虽然贫寒他觉得富足。大道无形象，大仁无偏爱，大辩无声音，大廉无贪心，大勇无矜夸，这五者被保存下来，就差不多接近正道了。
军令多变或不统一就会导致部队混乱，酒令太多或混乱就会导致酒席吵闹发生争执。部队混乱就容易临阵败逃或投降，酒席吵闹发生争执就容易互相伤害。所以事情常常是开头美好，最终却变得丑鄙；事情常常是开头快乐，最后以不高兴收场。简简单单的事，最终变得繁琐不堪。现在有人准备好美酒佳肴宴请宾客，以卑恭的态度和委婉的言辞接待客人，想以此来交结朋友欢聚一场，但在饮酒过程中却以饮酒多少而发生了争执，并打斗起来造成伤害，为此双方族人结下仇怨、变成仇人，出现了原本不想见到的局面，这就是酗酒在坏事。诗的偏差在于后来的邪僻，乐的失误在于后来的怨刺，礼的偏差在于后来的苛责。徵音中并不是没有羽音掺杂，羽音里也并不是没有徵音掺杂，五音中没有哪种声音不掺杂，但仍然以“徵”、“羽”等等来给五音定名，因为五音分别以本音调为本体来确定的。所以仁义智勇四种品质，圣人都具备，然而对具体某个圣人用一种名号命名，是针对他身上的那种品质特别突出而言的。阳气在东北方产生，到西南方消失；阴气在西南方形成，到东北方衰弱。阴气和阳气在产生之初都是协调和适的，又非常相似的。它们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各自增长本身的成分，以至渐渐拉大它们的差距，或者阳气极盛时热得沙石烤焦，或者阴气极盛时冷得河水结冰。因此圣人是谨慎地对待事物量的积累。河水发源于高山而最终流注大海，庄稼生长于田野而最终收入粮库，这就是看到它们的开始便知道它们的归宿了。祭祀时，崇尚草编的席垫、装在樽中的玄酒、放在俎上的生鱼、盛在盘中的肉汁，这些物品是既不赏心悦目，也不合人胃口，但先王们就是看重它们，这是因为先王们重视的是祭祀之根本而不看重一些枝末的东西。圣人与外界事物打交道，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中，圣人一定掌握着能应付千变万化的不变之道。那寒与暖正相反，当大寒冻裂大地滴水成冰的时候，燃烧着的火却不因此降低它的热度；当大暑高温热得能使金属熔化的时候，燃烧着的火却也不因此增加它的热度。寒暑的变化对火本身没有影响，这是因为火有它自己的特质。
圣人常处后而不争先，常应和而不倡导；既不前进追求，也不退后谦让。跟随时间三年，时去我走；离开时间三年，时在我后。没有离开也没有趋就，居中站于应处的地位。天道没有偏心私情，它只帮助有德之人。有道之人，不失时机地去帮助他人；无道之人，丧失时机被人剥夺。自身正直而等待天命，时机来到不能迎上去而违逆它；拦截时机而强求合时；时机离去不能追上去而拉住它。所以一般不说我无所作为天下离我这么远，也不说我不想得天下天下不会落在我手里。古代那些会保存自我的人，乐于道德而忘却贫贱，所以名誉不能改变他的志向。乐于道体而忘掉贫寒，所以利益不能改变他的心性。名利就是充斥天下，都不足以牵动他的心，所以清廉而能快乐，虚静而能知足。所以这样修心养性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道体的。从自身现在往上推算到上古时代，时间是够久远的了；又从自身死后往下推算世界，无穷无尽也够遥远的了。以一个几十年仓猝的一生，去忧虑天下的治乱，就像担心黄河水会减少、以泪水去增加它的水量一样。神龟寿长三千年而蜉蝣不过活三天，以短命蜉蝣去替神龟养生条件担忧，这一定会引起人们的嘲笑。所以不必要忧虑天下的治和乱，只以自身颐养为乐事就够了；如能这样，便可与他谈论道体了。君子行善，不一定能使福必到；君子不做坏事，也不一定能使祸不降临。福的到来，不是靠自己追求的，所以得到幸福也不夸耀自己的功劳；祸的降临，不是自己招惹的，所以遭受不幸也不后悔自己的行表。内在的心性修养遵循一定的准则，如横祸降临，那就是天意了，不是人为的。所以应时常内心静漠恬淡，不要因外物牵累对德的修养；做到狗吠而不惊，对自己纯真的性情充分相信。所以懂得道的人不迷惑，知晓命运的人不忧虑。万乘大国的君主死后，人们将他的尸骸埋在旷野地里，而在庙堂上祭祀他的神灵，这是因为精神比形体贵重。所以精神处于制约地位，形体就服从精神，如形体制约精神，精神就会耗尽。聪明虽然管用，但还必须返归到精神上来，达到这种虚静中和境界的叫做“太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