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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善于用忙里抽闲的一点时间，给夫妻生活带来新鲜和乐趣。有时甚至搞点孩子式的恶作剧，这种小小的恶作剧确实能起到活跃夫妻生活，带来大乐趣的好效果。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有次周恩来在新6所办了一夜公，天亮时走出楼门，轻轻地发出惊喜之声：“噢，下雪了！”
雪花纷纷扬扬，轻盈飘忽地铺盖了大地，柔软得令人不忍践踏。对于连续工作了小时的周恩来，需要的应该是睡眠。但是。鲜冷的空气驱走了困倦，柔软的雪花引发人情思绵绵。他面对雪天雪地凝立片刻，对我们吩咐道：“给大姐打个电话，请她来一下，我有事情要跟她说。”
可能总理想起了什么重要工作？我们赶忙往家联系，邓颖超估计是有急事，匆匆赶来新6所。
“什么事呀？恩来。”邓颖超进门就问。
周恩来已经穿上他那件海军呢大衣，一边往出走一边说：“出去说，我们边走边说。”
邓颖超对这个提议很满意，因为她有个嗜好，喜爱雪，喜欢欣赏雪景。新6所里的栋小楼造型精巧雅致，满院草木丛茂；春天花开烂漫时自然贪心悦目，冬天赏雪也是相当诱人的。
薄薄一层积雪在脚下发出一种似有似无，扑朔迷离的声息，这种轻盈的声音很容易使人陶醉，使人神思悠悠。怕破坏这种感人的宁静气氛，所以走了一段路没人作声，而邓颖超已经情不自禁地与周恩来越走越近，像热恋中的情人一样挨近身体，融入一致的步伐和节奏之中。
“到底是什么事呀？”邓颖超的声音不知不觉变得柔似流水。
“请你来踏雪。”
“啊？我以为你有什么大事”邓颖超的声音由高转低，最后几个字讲得已近乎喃喃，那抱怨嗔怪中分明充满了极大的喜悦和感动。因为周恩来已经接上话：“这事也不算小呀，你是喜欢踏雪的。可惜下雪的时候不多，我们一起踏雪的机会更少”
就这样，两位经历无数大风大浪的职业革命家，在这样轻盈温馨的气氛中，紧紧走在一起，走过一圈又一圈。
那天的雪不冷，真的有一种温馨。
他们谈了许多往事，都是与雪有关。甚至谈到了雪山。那是长征路上，周恩来患了阿米巴肝脓肿，一直高烧昏迷。邓颖超虽然也患了肺结核，吐血，仍然从连队赶到总部担负起照护周恩来的责任。周恩来昏迷在木板床上，邓颖超就在地下铺点稻草睡。
“那次还是靠了从雪山上找来的冰块，我才活下来。”周恩来回忆着“用冰块局部冷冻，才排出脓来。”
“那天从早上10点一直敷到下午五六点钟，你一说肚疼，我就松口气，说明你清醒了。”邓颖超伸手接接雪花，轻轻叹一声“我扶你起来，你整整排了半盆的绿脓。”
周恩来深情地望一眼邓颖超，说：“那次病来得凶猛，大概跟虱子有关系。我那个羊毛背心，用力抖一抖，虱子就能下雨。”
邓颖超神往地说：“我一个小时就挤死170多个虱子，指甲都被血染红了”
我说“神往”并非用词不当。其实，欢乐本身未必是幸福，苦。难往往才是真正联系着幸福。任何人，他的一生，欢乐总是模糊的，记不真切；然而苦难和伤痛却无法忘怀，特别是当这种苦难与奋斗同在的时候。刻在心里不忘的才是幸福。难道不是这样吗？
多少当年的知青，他—们一生难忘的是北大荒，是延安，是内蒙古和云南。不断有知青相约回到插队下乡的地方，拥抱乡亲，拥抱大地，放声痛哭。他们忘不了那片给予他们幸福的土地和生活。但我还没听说什么人成群结队去拥抱欢乐一宵的歌舞厅或者哪个留过情影的花前柳下这以后，邓颖超就有了去新6所踏雪散步的嗜好。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曾回忆说：
“邓颖超喜欢来这里散步，特别是赏雪。她对我有个特别关照：下雪时提醒我一声来看雪景所以，每年冬天下雪，我都不忘给她去个电话，请她来看雪景。”
我相信，邓颖超每年冬天在新6所踏雪赏景时，周恩来一定会在她的心头明光闪烁，紧紧伴随着她。
周恩来以谈“重要事情”的办法“诓”来邓颖超一道踏雪，给邓颖超一个意外的惊喜。同样，应该作谈话的重要事情，周恩来偏不及时谈，最后也留给邓颖超一次难忘的意外之喜。
那是50年代，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那时能走出国门的人不多，一旦组团出国就是大事，总理必须同出国人员谈话。那次，邓颖超要出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按惯例，周恩来应该同她谈话。可是，一直到出发那天，总理只是忙他的工作，并不同邓大姐谈话。
大姐要乘晚上10点的火车出国，都快动身了，总理仍然不同她谈话，会议上都采取什么方针，政策？持什么态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这可是代表国家，而非夫妻间的小事。邓大姐急了，推开周恩来办公室的门，不叫“恩来”高声叫“总理”
“总理，我要向你提抗议了！”邓颖超紧皱眉头：“别人出国你都谈话，我出国你怎么不找我谈话2”
周恩来忙于批阅手中的文件，看也不看邓颖超地摆摆手，表示自己忙得厉害，不要这个时间打扰。
邓颖超生气地退出来，独自去作出发准备。
晚上9点，邓颖超上汽车赶往北京站时，周恩来不忙不慌地走出门，也上了汽车。
邓颖超以为总理送她去火车站，要在汽车上谈话，故意赌气，不提谈话的事：看你谈不谈，我叫你自己找我谈：
谁知，邓颖超不提，周恩来就不谈，到了火车站仍然不谈。看你能沉住气还是我能沉住气！邓颖超憋着这口气，偏不提谈话事，周恩来果然跟着她上了火车。其实，大姐料定总理必然要跟她谈话，公事而非私事，周恩来那样认真负责的人怎么会不谈话就放任她出国？她只是想早点和周恩来谈谈，要分别了，平时没说话时间，出国前有这个机会，正好多谈谈。可谁想到呢，周恩来迟迟不谈，难怪她心中有气。
在火车上，周恩来虽然聊了些话，却并不谈国际会议的事。眼看要10点了，邓颖超终于沉不住气，一边频频看表，一边催促：“快开车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周恩来笑着只顾谈闲事。
“你没别的正经事要交待的吗？”邓大姐一次次暗示，周恩来就是不响应，好象真忘了出国前谈话的惯例。
“要开车了。”邓颖超终于不打算抱希望了，最后看一眼表，开始“逐客”“你怎么还不下车呀？”
周恩来笑得蹊跷，作势作态地看表：“早着呢，还差两小时呢”
“你的表停了！”邓颖超又急又气“已经10点哎哎”话音没落，列车已经驶动。邓颖超喊了两声哎哎，绝望地把目光从车窗外移向周恩来：“叫你磨菇，这下子热闹了”
周恩来淡淡地望一眼车窗外，不经意地说：“还是很正点的啊。”
“你怎么办？”邓颖超算服了周思来的静气“在前面停一下？这可是趟国际列车。”
“我已经安排加挂了一节公务车，我要去天津同市领导谈工作。”周恩来故意讲得很平淡。
“你、你，你怎么不早说？叫我”邓颖超松口气，真有点哭笑不得。
周恩来直到这时，才像个恶作剧的孩子一样开心得意地笑响一串，说：“咱们老俩口都忙，一直没机会聊家常，我这样安排，没人来打扰，不是很好很别致吗？可以尽情聊上两小时”
邓颖超那种欢喜兴奋的情绪洋溢于色，两眼闪闪发亮。她的喜悦也带给了周恩采更大的喜悦，老俩口在火车上，谈国际会议，聊家常，那真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愉快的旅行。
车到天津后，公务车停了，国际列车继续行驶。周恩来留在天津处理工作。邓颖超从苏联回国后，与周恩来聚齐，又一道去南开中学等地漫步；旧地重游，回忆往事，老俩口难得那么轻松愉快。当时，我们工作人员都为他们那种纯洁深厚的恋情所感动，心里热，眼睛也热，那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能够深挚持久，为人楷模，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对爱情的专一。
曾经有一位美国的社会学博士来中国访问。他搞社会学，对中国的文明却难以理解。
他曾见到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一本正经地问：“周恩来这个人说话你们为啥都愿意听！是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
“不对，先生，你说得不对。”郑淑云用东方的文明指正西方的文明：“我们的总理有一颗美好的心，他总是用事实说话，他总是以身作则，他要求别人的事首先自己都能做到，所以我们都愿意听他的话。”
周恩来英俊、威武、睿智；高雅、潇洒、风度翩翩。在西方人或许多东方人看来，这是很能吸引女性的。一些记者在观察时，也常常以自己的心思和观念去作评论。说什么“甘地夫人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说什么周恩来是“东方第一美男子”连林巧稚也完全被“倾倒”了。
这些评论是浅薄而低俗的。
周恩来的魅力无疑是引人的，但这魅力决不在于漂亮，而在于心灵的高尚、高雅、高洁、高绝！
林巧稚是说过热爱崇敬总理的话：我以前是信仰上帝的，现在我的上帝就是周恩来。
林巧稚谈她见到周恩来第一面的印象时，绝没有只字说他“漂亮”“英武”而是感动于他的领袖风度。
那是刚解放时，周恩来邀请一批专家学者赴宴，以期打消他们受国民党宣传而产生的对共产党恐惧的心理，相互沟通思想情感，解除误会。林巧稚经亲友再三劝说才决定去赴宴。她亲眼看到周恩来走到协和医院一名教授面前，伸手要同这位教授握手。这位教授却自恃清高，傲慢地没有伸出手。周恩来毫无不悦之色；既无粗鲁人容易有的怒形于色：也无文人相轻，容易发生的以眼还眼。他是那么大度从容，那么谦虚和蔼，一如春风吹拂地和这位教授谈笑，寻找出谈话的共同点。两种作风一对比，令全场人感慨万千。林巧稚当即作出判断：周恩来确实有领袖风度！
以后，随着接触增加，林巧稚又多次讲过：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都像周恩来那样，国家就有希望了。
实事求是讲，所有见到周总理的女人，确实都热爱周总理。但这种热爱绝对是一种崇敬的纯洁之情，正像所有的男人也一样都热爱周总理。不过，也应该承认，同样的热爱，在夫妻关系中，对这种热爱产生的反应还是存在微妙的差异。
记得那是1962年的三八妇女节，周恩来和邓颖超请一批妇女代表到家做客吃饭。大家早就准备了照相机，一进西花厅就争先恐后地“咔喀”起来。
其中的侯波因为长期在中南海担任摄影师，照相机会多，所以不是那么“逮住机会不放”照几张就自觉地退到了一边。其他女同胞则不然了，见一次总理不容易，真有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劲头，围住总理不放，你帮我“咔嚓”一下，一次不放心还要两次，我又帮你“咔嚓”再“咔嚓”没完没了啦。
这时，在一旁的邓颖超等待一会儿，终于皱眉头了。忽然冲侯波大声说：“侯波，你怎么老照不够啊？”
侯波早就退一边不照了。但在场的女同胞中，只有她与邓颖超熟，是“自家人”
邓颖超说只能说身边人，自家人，当然不好说其他客人。但话显然是说给大家听的。
果然，女同胞们听到这一声，便陆续停止了拍摄。周总理这时仍然是那种从容似春的自然表情，愉快地招呼大家：“好了，照了相就该入席了。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啊。”
于是，气氛仍然保持了热烈欢快，没有发生任何拘谨或不自在的情况。
饭前，细心的总理不忘小声问候一声侯波：“挨批评了？”
侯波笑道“大姐没拿我当外人。”
总理也笑了：“你永远是‘自己人’嘛。”
周恩来就这样漂亮适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所有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都从心底感受并承认他在爱情问题上的专一、诚挚和高尚严肃。他对所有的女同志都是尊重而礼貌的。确实有的首长对女同胞有时有点随便，但周总理从没有任何时候，任何一次，对任何一位女同志有任何的失礼、失态或随便。有些人别有用心地热衷于提总理旅欧初期结识过一位女朋友，那是一名青年在选择伴侣前再正常不过的交往，总理从来不曾隐讳这一点，在与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时也坦诚地公开这一点。总理的人品确实像高山白雪一样晶莹璀璨，投射出圣洁的光芒，我们无法和他相比，但可以向他学习，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总理自己做得好，并不要求别人也一定达到自己的水平。他还善于理解人，全面地看待人。
有位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偶尔陷于情感不能自已，做了件出格的事。
事情反映上来，周恩来同这位大将谈话，在严厉的批评中，甚至怒不可遏地拍了桌子。对总理来讲，拍桌子大概绝无仅有这么一次，吓得那位大将脸色苍白，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动弹不得，那种剽悍骁勇，八面威风的劲头丢得一丝儿也不剩。总理这时便有点于心不忍地放柔和了声音。叫那位大将也好喘一口气，听他深入一层地讲道理。
事后，总理对这件事又严格保密，不使这件事影响这位同志的威信。而且，每次谈到这位同志，总是谈他的优点，功勋及工作上取得的新成绩，从不再提这次错误，也严格要求知道这件事的人不许有一点自由主义，无论公开或私下都不许再有任何议论或传播。
这位大将曾无限感动地说：“我最服总理。他批评人严厉，不留一点情面，但我服气。因为他自己一身正气，对待同志也是一片真诚可对天！”
周恩来的善于理解人，体贴人，也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妻子上。
有段时间，邓颖超身体不太好，情绪也不太稳定，这是和进入更年期有关系。周恩来对此很理解，并且很会体谅、体贴妻子。记得有一次夜里开会，凌晨4点才结束。我跟随他驱车回西花厅。
前面讲过，西花厅分前院后院，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卧室、办公室都在后院。汽车距西花厅还有段距离，周恩来就吩咐司机提前熄火，让汽车靠惯性悄无声息地滑行到前院，停下来。
周恩来下车的动作很轻，并嘱咐一声：“动静小点。”
我们轻轻关上车门，怀抱文件准备从正门走向后院时，周恩来竖起一根指头在嘴前，轻嘘一声说：“走这边。”
我们两名秘书一名卫士很快就明白了，他是怕惊动邓颖超，所以避开了邓颖超卧室方向的正门，改从小道绕行。与往常不同的是，他一改往常走路如风的习惯，动作极轻极缓，真可以用蹑手蹑脚来形容了，好象前面有一个外壳很脆的美梦，动作稍重一些就会踩破一般。
到了办公室，周恩来在椅子上坐下来，松弛一下肩膀，然后才解释：“小超最近身体不好，你们要注意一些。”
那段时期，邓颖超吃不好饭，情绪不稳。总理千方百计抽出时间陪她出去散步。
总理走路快，一阵风，几十年的习惯了，虽然散步时格外注意，但不知不觉就会走快了步子。这时。邓颖超说：“恩来呀，散步你也走那么快，我都跟不上了。”周恩来不像一般作丈夫的喜欢“以我为中心”“夫唱妇随”他首先考虑的总是去适应妻子。
他马上放慢脚步、重新挨近邓颖超，歉意地一笑；“你瞧，我这个习惯还真不好改呢。”
于是，老俩口又定入了同一个节奏中。在我的印象中，总理是喜欢听到妻子这种娇嗔的怨懑，仿佛是一种爱的享受。
那段时期，邓颖超失眠严重，离不开安眠药。有一次，她服下安眠药可能量大了点，一下就昏过去了。护士紧张了，大声呼唤：“大姐！大姐！”
这异常的叫声惊动了正在办公的周恩来。他丢下笔和文件，赶紧跑向邓颖超的卧室。
我从没见过他如此紧张急切，三步两脚冲到床边，俯身挽住邓颖超连声急呼：“小超！
小超！小超啊！”那真是一股真情至感的彻底流露，至今想起都让我心里热辣辣地感动不已。
周恩来对邓颖超始终称呼：“小超”这与李富春恰好形成一个对照。李富春始终称呼妻子蔡畅为“姐姐”即便在隆重的公开场合也不例外。而且每次别后重见，一定要拥抱亲吻，并不介意旁边人怎么看。如果说周恩来在邓颖超面前像个大哥哥，那么李富春在蔡畅面前就确实像个小弟弟，我曾亲眼见蔡畅像大姐姐一样捧住小弟弟李富春的脸亲吻，这大概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到巴黎那种西方文明影响的原因。
在中央首长中，周恩来与邓颖超，李富春与蔡畅是被人们一样赞颂的好夫妻。如果说周恩来与邓颖超始终保持着一种深沉的爱，那么李富春与蔡畅就是始终保持了热烈的爱。
有天晚上，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几位副总理开会，忽然想起什么，边往出走边说：
“不行，我得迎迎李富春。”
李富春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友谊都是源远流长、极为深厚。在李富春的性格中，始终有一种热烈活泼的因素在闪烁，使人常常能鲜明地感觉到他体内循环着的青春洋溢的热情和血液。比如他喜欢穿皮鞋，喜欢倾听皮鞋踏在地板上的咯噔咯噔声或是走在坚硬地面踩出的咯吱咯吱声。如果是一个人走在幽长的走廊或是漫步于静夜笼罩的庭院里，他会为这种有节奏的脚步声激起一种莫名的喜悦之情，并暗暗为之陶醉。
周思来太了解他这个“毛病”了，匆匆迎到了前院。李富春一下车，周恩来忙伸手示意那条通向后院的小道：“富春，走这边。”
李富春那双皮鞋显然刚擦过，锃亮锃亮，好象怕别人看不见似地，咯噔一声响亮地迈出了步。
“嘘！”周恩来皱眉头，指指他那双威风十足的皮鞋：“静点，不要惊动小超，她近来身体不好。”
李富春的样子有趣极了，张大嘴无声地“噢”还点点头。脚底放轻就可以了吧？
他还用手捂住了嘴，叫人想起“掩耳盗铃”的寓言，又从他的脚步上联想起哪部电彤里偷鸡的镜头，连周恩来也忍不住想笑。
那真是生动活泼的中南海里的常人生活。
李富春朝气蓬勃，爱好广泛。下棋、订牌、打台球、看戏、看电影，这些活动占领了他的几乎全部业余时间。他知道周恩来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比自己兴趣差，只是总理太忙，不得不牺牲这种兴趣和娱乐。
那天开完会后，李富春聪明地抓住时机和理由，劝说周恩来：“你呀，会工作还得会休息才行嘛。小超身体不好，你也带她出去活动活动，看看戏嘛，度过这段‘困难时期’。”
“我是要好好安排一下时间呢。”周恩来赞同地点点头。
作为身边工作人员，我的体会，总理在这方面确实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有时为了能陪陪邓颖超，甚至牺牲已经少得不能再少的睡眠时间。
有几个星期六，周恩来陪邓颖超去看戏，看过梅兰芳的，看过马连良的。
记得有几次节目都很精彩，大家都陶醉在演出中，不时响起掌声。周恩来在鼓掌时，总要看看腕上的表。戏正演到高xdx潮时，他忽然对我吩咐：“到点了，我们走吧。”
我依依不舍地朝舞台上投去最后的一瞥，只好跟随总理提前退场。
开始我以为总理是因为工作多，忙不开，所以提前退场。而且，事实上他也确实忙不开。每次看戏之后，他的睡眠时间肯定又要减少。
不过，有一次他没有什么急待办理的公事，仍然提前退场了，我便忍不住问了一句：
“总理，今天又不忙，这么精彩的节目为啥不看完呢？”
周恩来说：“你们大姐身体不好，不能熬夜，一定要按时作息，按时服药睡觉。”
那段期间，周恩来真是从各方面关心邓颖超。有时应该在楼上接待客人，他也关照我们改在楼下，说：“今天大姐也参加，就在楼下见客吧，省得让她爬楼了。”
每天晚上10点，他一定要关心地问邓大姐是否上床安睡了？然后自己才回到办公室开始工作。在周恩来这样的关怀体贴下，邓颖超终于度过了这段“困难时期”以良好的心情恢复了健康。
年，邓颖超因为患子宫囊肿，住北京医院动手术。总理那么忙，每天仍要抽空去医院探视。现在看一些电影，导演表现主人公忘我的工作精神时，总爱重重地来一笔，如何妻儿重病，生死未卜也仍然不去看一眼。其实大可不必一味作这种文章。谁能忙得像总理那样睡觉都得见缝插针，一年难得两次睡够5个小时，一生难得自己睡醒一次，都是由我们工作人员强迫叫醒，甚至吃饭多数都是在运动中进行：就是这样忙，他也要千方百计抽一点时间去探望病中的妻子，实在陷于会议中脱不开身时，也要去打个电话问候一声。这才是至情至性，有忠有义的真丈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邓大姐出院那天，细心入微的总理担心门口那个台阶高，怕大姐术后身体虚弱，上台阶出意外，影响刀口愈合，和我们商量：“能不能麻烦你们抬一下大姐？”
我们深受感动，忙准备了一把藤椅，当大姐在门前下车后，就让她坐藤椅上，抬她过台阶。她说：“不用，我自己慢慢来。”大家说：“不行，你刀口还没长好。这是总理再三关心嘱咐的。”
当我们抬大姐过台阶时，她眼圈湿了。这既是对大家同志情谊的感激，更是为丈夫的细心关怀所感动。
感情从来是相互的。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理解、关心、体贴、照顾，换来的是邓颖超加倍地关心、体贴、照料丈夫的情谊。家里的事，邓颖超尽量处理好，不叫总理有一点分心。她既不干扰总理的工作，又时时操心着他的身体。条件允许时，总理可以在家吃顿安稳饭时，她一定要和医生、炊事员一道商量食谱，从营养到口味都要考虑到。
可以这么说，我们值班秘书和卫士，天天都要接到邓颖超的电铃、电话及至派人来嘱咐，关心总理吃饭了没有？起来活动一下没有？睡觉了没有？甚至关心到“上厕所了没有？你们该提醒他上一下厕所了。”
有多少次我们围在总理身边紧张地汇报、等候取批件、接受指示时，看到邓大姐在办公室门口悄悄而焦心地闪过来，晃过去，心疼地朝屋里张望唉，总理属于全国人民，她不敢“自私”；但总理在她心中，她无法不心疼。这种复杂而痛苦的心情，只有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亲眼目睹才会有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和体会。
总理被癌症缠身住院后，邓颖超天天去看望。那情景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写到。
我这里只讲一条。
那是1976年1月15日，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全场哭成一片。我看到邓大姐一直咬着牙不敢放松，怕哭出声。
有声无泪是号哭；有声有泪是噔哭；有泪无声是痛哭。我们的邓大姐从始至终泪流不断，那是最病最痛的哭啊！是从心里绞出来的泪。当她捧起总理的骨灰时，我看到她的手颤抖得厉害，身体连晃几次。内心巨大的伤痛使她晕眩了，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重新站稳，没有倒下。
“恩来同志，”她哽住许久，从心底冲出悲恸欲绝的颤抖一声：“你安息吧——！”
顿时间，我们所有人放声大哭，只觉天昏地暗，仿佛整个世界都要沉陷一般十几年过去了。有一次我们几位老人又聊起周思来和邓颖超深厚感人的夫妻之情，几位一旁听讲的中青年妇女忽然擦起了泪。
我问：“你们怎么了？”
她们一边擦泪，一边说：“要是天下的男人都能像总理那样作丈夫，那该多好啊”
周恩来善于用忙里抽闲的一点时间，给夫妻生活带来新鲜和乐趣。有时甚至搞点孩子式的恶作剧，这种小小的恶作剧确实能起到活跃夫妻生活，带来大乐趣的好效果。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有次周恩来在新6所办了一夜公，天亮时走出楼门，轻轻地发出惊喜之声：“噢，下雪了！”
雪花纷纷扬扬，轻盈飘忽地铺盖了大地，柔软得令人不忍践踏。对于连续工作了小时的周恩来，需要的应该是睡眠。但是。鲜冷的空气驱走了困倦，柔软的雪花引发人情思绵绵。他面对雪天雪地凝立片刻，对我们吩咐道：“给大姐打个电话，请她来一下，我有事情要跟她说。”
可能总理想起了什么重要工作？我们赶忙往家联系，邓颖超估计是有急事，匆匆赶来新6所。
“什么事呀？恩来。”邓颖超进门就问。
周恩来已经穿上他那件海军呢大衣，一边往出走一边说：“出去说，我们边走边说。”
邓颖超对这个提议很满意，因为她有个嗜好，喜爱雪，喜欢欣赏雪景。新6所里的栋小楼造型精巧雅致，满院草木丛茂；春天花开烂漫时自然贪心悦目，冬天赏雪也是相当诱人的。
薄薄一层积雪在脚下发出一种似有似无，扑朔迷离的声息，这种轻盈的声音很容易使人陶醉，使人神思悠悠。怕破坏这种感人的宁静气氛，所以走了一段路没人作声，而邓颖超已经情不自禁地与周恩来越走越近，像热恋中的情人一样挨近身体，融入一致的步伐和节奏之中。
“到底是什么事呀？”邓颖超的声音不知不觉变得柔似流水。
“请你来踏雪。”
“啊？我以为你有什么大事”邓颖超的声音由高转低，最后几个字讲得已近乎喃喃，那抱怨嗔怪中分明充满了极大的喜悦和感动。因为周恩来已经接上话：“这事也不算小呀，你是喜欢踏雪的。可惜下雪的时候不多，我们一起踏雪的机会更少”
就这样，两位经历无数大风大浪的职业革命家，在这样轻盈温馨的气氛中，紧紧走在一起，走过一圈又一圈。
那天的雪不冷，真的有一种温馨。
他们谈了许多往事，都是与雪有关。甚至谈到了雪山。那是长征路上，周恩来患了阿米巴肝脓肿，一直高烧昏迷。邓颖超虽然也患了肺结核，吐血，仍然从连队赶到总部担负起照护周恩来的责任。周恩来昏迷在木板床上，邓颖超就在地下铺点稻草睡。
“那次还是靠了从雪山上找来的冰块，我才活下来。”周恩来回忆着“用冰块局部冷冻，才排出脓来。”
“那天从早上10点一直敷到下午五六点钟，你一说肚疼，我就松口气，说明你清醒了。”邓颖超伸手接接雪花，轻轻叹一声“我扶你起来，你整整排了半盆的绿脓。”
周恩来深情地望一眼邓颖超，说：“那次病来得凶猛，大概跟虱子有关系。我那个羊毛背心，用力抖一抖，虱子就能下雨。”
邓颖超神往地说：“我一个小时就挤死170多个虱子，指甲都被血染红了”
我说“神往”并非用词不当。其实，欢乐本身未必是幸福，苦。难往往才是真正联系着幸福。任何人，他的一生，欢乐总是模糊的，记不真切；然而苦难和伤痛却无法忘怀，特别是当这种苦难与奋斗同在的时候。刻在心里不忘的才是幸福。难道不是这样吗？
多少当年的知青，他—们一生难忘的是北大荒，是延安，是内蒙古和云南。不断有知青相约回到插队下乡的地方，拥抱乡亲，拥抱大地，放声痛哭。他们忘不了那片给予他们幸福的土地和生活。但我还没听说什么人成群结队去拥抱欢乐一宵的歌舞厅或者哪个留过情影的花前柳下这以后，邓颖超就有了去新6所踏雪散步的嗜好。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曾回忆说：
“邓颖超喜欢来这里散步，特别是赏雪。她对我有个特别关照：下雪时提醒我一声来看雪景所以，每年冬天下雪，我都不忘给她去个电话，请她来看雪景。”
我相信，邓颖超每年冬天在新6所踏雪赏景时，周恩来一定会在她的心头明光闪烁，紧紧伴随着她。
周恩来以谈“重要事情”的办法“诓”来邓颖超一道踏雪，给邓颖超一个意外的惊喜。同样，应该作谈话的重要事情，周恩来偏不及时谈，最后也留给邓颖超一次难忘的意外之喜。
那是50年代，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那时能走出国门的人不多，一旦组团出国就是大事，总理必须同出国人员谈话。那次，邓颖超要出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按惯例，周恩来应该同她谈话。可是，一直到出发那天，总理只是忙他的工作，并不同邓大姐谈话。
大姐要乘晚上10点的火车出国，都快动身了，总理仍然不同她谈话，会议上都采取什么方针，政策？持什么态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这可是代表国家，而非夫妻间的小事。邓大姐急了，推开周恩来办公室的门，不叫“恩来”高声叫“总理”
“总理，我要向你提抗议了！”邓颖超紧皱眉头：“别人出国你都谈话，我出国你怎么不找我谈话2”
周恩来忙于批阅手中的文件，看也不看邓颖超地摆摆手，表示自己忙得厉害，不要这个时间打扰。
邓颖超生气地退出来，独自去作出发准备。
晚上9点，邓颖超上汽车赶往北京站时，周恩来不忙不慌地走出门，也上了汽车。
邓颖超以为总理送她去火车站，要在汽车上谈话，故意赌气，不提谈话的事：看你谈不谈，我叫你自己找我谈：
谁知，邓颖超不提，周恩来就不谈，到了火车站仍然不谈。看你能沉住气还是我能沉住气！邓颖超憋着这口气，偏不提谈话事，周恩来果然跟着她上了火车。其实，大姐料定总理必然要跟她谈话，公事而非私事，周恩来那样认真负责的人怎么会不谈话就放任她出国？她只是想早点和周恩来谈谈，要分别了，平时没说话时间，出国前有这个机会，正好多谈谈。可谁想到呢，周恩来迟迟不谈，难怪她心中有气。
在火车上，周恩来虽然聊了些话，却并不谈国际会议的事。眼看要10点了，邓颖超终于沉不住气，一边频频看表，一边催促：“快开车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周恩来笑着只顾谈闲事。
“你没别的正经事要交待的吗？”邓大姐一次次暗示，周恩来就是不响应，好象真忘了出国前谈话的惯例。
“要开车了。”邓颖超终于不打算抱希望了，最后看一眼表，开始“逐客”“你怎么还不下车呀？”
周恩来笑得蹊跷，作势作态地看表：“早着呢，还差两小时呢”
“你的表停了！”邓颖超又急又气“已经10点哎哎”话音没落，列车已经驶动。邓颖超喊了两声哎哎，绝望地把目光从车窗外移向周恩来：“叫你磨菇，这下子热闹了”
周恩来淡淡地望一眼车窗外，不经意地说：“还是很正点的啊。”
“你怎么办？”邓颖超算服了周思来的静气“在前面停一下？这可是趟国际列车。”
“我已经安排加挂了一节公务车，我要去天津同市领导谈工作。”周恩来故意讲得很平淡。
“你、你，你怎么不早说？叫我”邓颖超松口气，真有点哭笑不得。
周恩来直到这时，才像个恶作剧的孩子一样开心得意地笑响一串，说：“咱们老俩口都忙，一直没机会聊家常，我这样安排，没人来打扰，不是很好很别致吗？可以尽情聊上两小时”
邓颖超那种欢喜兴奋的情绪洋溢于色，两眼闪闪发亮。她的喜悦也带给了周恩采更大的喜悦，老俩口在火车上，谈国际会议，聊家常，那真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愉快的旅行。
车到天津后，公务车停了，国际列车继续行驶。周恩来留在天津处理工作。邓颖超从苏联回国后，与周恩来聚齐，又一道去南开中学等地漫步；旧地重游，回忆往事，老俩口难得那么轻松愉快。当时，我们工作人员都为他们那种纯洁深厚的恋情所感动，心里热，眼睛也热，那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能够深挚持久，为人楷模，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对爱情的专一。
曾经有一位美国的社会学博士来中国访问。他搞社会学，对中国的文明却难以理解。
他曾见到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一本正经地问：“周恩来这个人说话你们为啥都愿意听！是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
“不对，先生，你说得不对。”郑淑云用东方的文明指正西方的文明：“我们的总理有一颗美好的心，他总是用事实说话，他总是以身作则，他要求别人的事首先自己都能做到，所以我们都愿意听他的话。”
周恩来英俊、威武、睿智；高雅、潇洒、风度翩翩。在西方人或许多东方人看来，这是很能吸引女性的。一些记者在观察时，也常常以自己的心思和观念去作评论。说什么“甘地夫人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说什么周恩来是“东方第一美男子”连林巧稚也完全被“倾倒”了。
这些评论是浅薄而低俗的。
周恩来的魅力无疑是引人的，但这魅力决不在于漂亮，而在于心灵的高尚、高雅、高洁、高绝！
林巧稚是说过热爱崇敬总理的话：我以前是信仰上帝的，现在我的上帝就是周恩来。
林巧稚谈她见到周恩来第一面的印象时，绝没有只字说他“漂亮”“英武”而是感动于他的领袖风度。
那是刚解放时，周恩来邀请一批专家学者赴宴，以期打消他们受国民党宣传而产生的对共产党恐惧的心理，相互沟通思想情感，解除误会。林巧稚经亲友再三劝说才决定去赴宴。她亲眼看到周恩来走到协和医院一名教授面前，伸手要同这位教授握手。这位教授却自恃清高，傲慢地没有伸出手。周恩来毫无不悦之色；既无粗鲁人容易有的怒形于色：也无文人相轻，容易发生的以眼还眼。他是那么大度从容，那么谦虚和蔼，一如春风吹拂地和这位教授谈笑，寻找出谈话的共同点。两种作风一对比，令全场人感慨万千。林巧稚当即作出判断：周恩来确实有领袖风度！
以后，随着接触增加，林巧稚又多次讲过：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都像周恩来那样，国家就有希望了。
实事求是讲，所有见到周总理的女人，确实都热爱周总理。但这种热爱绝对是一种崇敬的纯洁之情，正像所有的男人也一样都热爱周总理。不过，也应该承认，同样的热爱，在夫妻关系中，对这种热爱产生的反应还是存在微妙的差异。
记得那是1962年的三八妇女节，周恩来和邓颖超请一批妇女代表到家做客吃饭。大家早就准备了照相机，一进西花厅就争先恐后地“咔喀”起来。
其中的侯波因为长期在中南海担任摄影师，照相机会多，所以不是那么“逮住机会不放”照几张就自觉地退到了一边。其他女同胞则不然了，见一次总理不容易，真有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劲头，围住总理不放，你帮我“咔嚓”一下，一次不放心还要两次，我又帮你“咔嚓”再“咔嚓”没完没了啦。
这时，在一旁的邓颖超等待一会儿，终于皱眉头了。忽然冲侯波大声说：“侯波，你怎么老照不够啊？”
侯波早就退一边不照了。但在场的女同胞中，只有她与邓颖超熟，是“自家人”
邓颖超说只能说身边人，自家人，当然不好说其他客人。但话显然是说给大家听的。
果然，女同胞们听到这一声，便陆续停止了拍摄。周总理这时仍然是那种从容似春的自然表情，愉快地招呼大家：“好了，照了相就该入席了。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啊。”
于是，气氛仍然保持了热烈欢快，没有发生任何拘谨或不自在的情况。
饭前，细心的总理不忘小声问候一声侯波：“挨批评了？”
侯波笑道“大姐没拿我当外人。”
总理也笑了：“你永远是‘自己人’嘛。”
周恩来就这样漂亮适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所有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都从心底感受并承认他在爱情问题上的专一、诚挚和高尚严肃。他对所有的女同志都是尊重而礼貌的。确实有的首长对女同胞有时有点随便，但周总理从没有任何时候，任何一次，对任何一位女同志有任何的失礼、失态或随便。有些人别有用心地热衷于提总理旅欧初期结识过一位女朋友，那是一名青年在选择伴侣前再正常不过的交往，总理从来不曾隐讳这一点，在与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时也坦诚地公开这一点。总理的人品确实像高山白雪一样晶莹璀璨，投射出圣洁的光芒，我们无法和他相比，但可以向他学习，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总理自己做得好，并不要求别人也一定达到自己的水平。他还善于理解人，全面地看待人。
有位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偶尔陷于情感不能自已，做了件出格的事。
事情反映上来，周恩来同这位大将谈话，在严厉的批评中，甚至怒不可遏地拍了桌子。对总理来讲，拍桌子大概绝无仅有这么一次，吓得那位大将脸色苍白，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动弹不得，那种剽悍骁勇，八面威风的劲头丢得一丝儿也不剩。总理这时便有点于心不忍地放柔和了声音。叫那位大将也好喘一口气，听他深入一层地讲道理。
事后，总理对这件事又严格保密，不使这件事影响这位同志的威信。而且，每次谈到这位同志，总是谈他的优点，功勋及工作上取得的新成绩，从不再提这次错误，也严格要求知道这件事的人不许有一点自由主义，无论公开或私下都不许再有任何议论或传播。
这位大将曾无限感动地说：“我最服总理。他批评人严厉，不留一点情面，但我服气。因为他自己一身正气，对待同志也是一片真诚可对天！”
周恩来的善于理解人，体贴人，也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妻子上。
有段时间，邓颖超身体不太好，情绪也不太稳定，这是和进入更年期有关系。周恩来对此很理解，并且很会体谅、体贴妻子。记得有一次夜里开会，凌晨4点才结束。我跟随他驱车回西花厅。
前面讲过，西花厅分前院后院，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卧室、办公室都在后院。汽车距西花厅还有段距离，周恩来就吩咐司机提前熄火，让汽车靠惯性悄无声息地滑行到前院，停下来。
周恩来下车的动作很轻，并嘱咐一声：“动静小点。”
我们轻轻关上车门，怀抱文件准备从正门走向后院时，周恩来竖起一根指头在嘴前，轻嘘一声说：“走这边。”
我们两名秘书一名卫士很快就明白了，他是怕惊动邓颖超，所以避开了邓颖超卧室方向的正门，改从小道绕行。与往常不同的是，他一改往常走路如风的习惯，动作极轻极缓，真可以用蹑手蹑脚来形容了，好象前面有一个外壳很脆的美梦，动作稍重一些就会踩破一般。
到了办公室，周恩来在椅子上坐下来，松弛一下肩膀，然后才解释：“小超最近身体不好，你们要注意一些。”
那段时期，邓颖超吃不好饭，情绪不稳。总理千方百计抽出时间陪她出去散步。
总理走路快，一阵风，几十年的习惯了，虽然散步时格外注意，但不知不觉就会走快了步子。这时。邓颖超说：“恩来呀，散步你也走那么快，我都跟不上了。”周恩来不像一般作丈夫的喜欢“以我为中心”“夫唱妇随”他首先考虑的总是去适应妻子。
他马上放慢脚步、重新挨近邓颖超，歉意地一笑；“你瞧，我这个习惯还真不好改呢。”
于是，老俩口又定入了同一个节奏中。在我的印象中，总理是喜欢听到妻子这种娇嗔的怨懑，仿佛是一种爱的享受。
那段时期，邓颖超失眠严重，离不开安眠药。有一次，她服下安眠药可能量大了点，一下就昏过去了。护士紧张了，大声呼唤：“大姐！大姐！”
这异常的叫声惊动了正在办公的周恩来。他丢下笔和文件，赶紧跑向邓颖超的卧室。
我从没见过他如此紧张急切，三步两脚冲到床边，俯身挽住邓颖超连声急呼：“小超！
小超！小超啊！”那真是一股真情至感的彻底流露，至今想起都让我心里热辣辣地感动不已。
周恩来对邓颖超始终称呼：“小超”这与李富春恰好形成一个对照。李富春始终称呼妻子蔡畅为“姐姐”即便在隆重的公开场合也不例外。而且每次别后重见，一定要拥抱亲吻，并不介意旁边人怎么看。如果说周恩来在邓颖超面前像个大哥哥，那么李富春在蔡畅面前就确实像个小弟弟，我曾亲眼见蔡畅像大姐姐一样捧住小弟弟李富春的脸亲吻，这大概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到巴黎那种西方文明影响的原因。
在中央首长中，周恩来与邓颖超，李富春与蔡畅是被人们一样赞颂的好夫妻。如果说周恩来与邓颖超始终保持着一种深沉的爱，那么李富春与蔡畅就是始终保持了热烈的爱。
有天晚上，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几位副总理开会，忽然想起什么，边往出走边说：
“不行，我得迎迎李富春。”
李富春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友谊都是源远流长、极为深厚。在李富春的性格中，始终有一种热烈活泼的因素在闪烁，使人常常能鲜明地感觉到他体内循环着的青春洋溢的热情和血液。比如他喜欢穿皮鞋，喜欢倾听皮鞋踏在地板上的咯噔咯噔声或是走在坚硬地面踩出的咯吱咯吱声。如果是一个人走在幽长的走廊或是漫步于静夜笼罩的庭院里，他会为这种有节奏的脚步声激起一种莫名的喜悦之情，并暗暗为之陶醉。
周思来太了解他这个“毛病”了，匆匆迎到了前院。李富春一下车，周恩来忙伸手示意那条通向后院的小道：“富春，走这边。”
李富春那双皮鞋显然刚擦过，锃亮锃亮，好象怕别人看不见似地，咯噔一声响亮地迈出了步。
“嘘！”周恩来皱眉头，指指他那双威风十足的皮鞋：“静点，不要惊动小超，她近来身体不好。”
李富春的样子有趣极了，张大嘴无声地“噢”还点点头。脚底放轻就可以了吧？
他还用手捂住了嘴，叫人想起“掩耳盗铃”的寓言，又从他的脚步上联想起哪部电彤里偷鸡的镜头，连周恩来也忍不住想笑。
那真是生动活泼的中南海里的常人生活。
李富春朝气蓬勃，爱好广泛。下棋、订牌、打台球、看戏、看电影，这些活动占领了他的几乎全部业余时间。他知道周恩来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比自己兴趣差，只是总理太忙，不得不牺牲这种兴趣和娱乐。
那天开完会后，李富春聪明地抓住时机和理由，劝说周恩来：“你呀，会工作还得会休息才行嘛。小超身体不好，你也带她出去活动活动，看看戏嘛，度过这段‘困难时期’。”
“我是要好好安排一下时间呢。”周恩来赞同地点点头。
作为身边工作人员，我的体会，总理在这方面确实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有时为了能陪陪邓颖超，甚至牺牲已经少得不能再少的睡眠时间。
有几个星期六，周恩来陪邓颖超去看戏，看过梅兰芳的，看过马连良的。
记得有几次节目都很精彩，大家都陶醉在演出中，不时响起掌声。周恩来在鼓掌时，总要看看腕上的表。戏正演到高xdx潮时，他忽然对我吩咐：“到点了，我们走吧。”
我依依不舍地朝舞台上投去最后的一瞥，只好跟随总理提前退场。
开始我以为总理是因为工作多，忙不开，所以提前退场。而且，事实上他也确实忙不开。每次看戏之后，他的睡眠时间肯定又要减少。
不过，有一次他没有什么急待办理的公事，仍然提前退场了，我便忍不住问了一句：
“总理，今天又不忙，这么精彩的节目为啥不看完呢？”
周恩来说：“你们大姐身体不好，不能熬夜，一定要按时作息，按时服药睡觉。”
那段期间，周恩来真是从各方面关心邓颖超。有时应该在楼上接待客人，他也关照我们改在楼下，说：“今天大姐也参加，就在楼下见客吧，省得让她爬楼了。”
每天晚上10点，他一定要关心地问邓大姐是否上床安睡了？然后自己才回到办公室开始工作。在周恩来这样的关怀体贴下，邓颖超终于度过了这段“困难时期”以良好的心情恢复了健康。
年，邓颖超因为患子宫囊肿，住北京医院动手术。总理那么忙，每天仍要抽空去医院探视。现在看一些电影，导演表现主人公忘我的工作精神时，总爱重重地来一笔，如何妻儿重病，生死未卜也仍然不去看一眼。其实大可不必一味作这种文章。谁能忙得像总理那样睡觉都得见缝插针，一年难得两次睡够5个小时，一生难得自己睡醒一次，都是由我们工作人员强迫叫醒，甚至吃饭多数都是在运动中进行：就是这样忙，他也要千方百计抽一点时间去探望病中的妻子，实在陷于会议中脱不开身时，也要去打个电话问候一声。这才是至情至性，有忠有义的真丈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邓大姐出院那天，细心入微的总理担心门口那个台阶高，怕大姐术后身体虚弱，上台阶出意外，影响刀口愈合，和我们商量：“能不能麻烦你们抬一下大姐？”
我们深受感动，忙准备了一把藤椅，当大姐在门前下车后，就让她坐藤椅上，抬她过台阶。她说：“不用，我自己慢慢来。”大家说：“不行，你刀口还没长好。这是总理再三关心嘱咐的。”
当我们抬大姐过台阶时，她眼圈湿了。这既是对大家同志情谊的感激，更是为丈夫的细心关怀所感动。
感情从来是相互的。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理解、关心、体贴、照顾，换来的是邓颖超加倍地关心、体贴、照料丈夫的情谊。家里的事，邓颖超尽量处理好，不叫总理有一点分心。她既不干扰总理的工作，又时时操心着他的身体。条件允许时，总理可以在家吃顿安稳饭时，她一定要和医生、炊事员一道商量食谱，从营养到口味都要考虑到。
可以这么说，我们值班秘书和卫士，天天都要接到邓颖超的电铃、电话及至派人来嘱咐，关心总理吃饭了没有？起来活动一下没有？睡觉了没有？甚至关心到“上厕所了没有？你们该提醒他上一下厕所了。”
有多少次我们围在总理身边紧张地汇报、等候取批件、接受指示时，看到邓大姐在办公室门口悄悄而焦心地闪过来，晃过去，心疼地朝屋里张望唉，总理属于全国人民，她不敢“自私”；但总理在她心中，她无法不心疼。这种复杂而痛苦的心情，只有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亲眼目睹才会有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和体会。
总理被癌症缠身住院后，邓颖超天天去看望。那情景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写到。
我这里只讲一条。
那是1976年1月15日，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全场哭成一片。我看到邓大姐一直咬着牙不敢放松，怕哭出声。
有声无泪是号哭；有声有泪是噔哭；有泪无声是痛哭。我们的邓大姐从始至终泪流不断，那是最病最痛的哭啊！是从心里绞出来的泪。当她捧起总理的骨灰时，我看到她的手颤抖得厉害，身体连晃几次。内心巨大的伤痛使她晕眩了，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重新站稳，没有倒下。
“恩来同志，”她哽住许久，从心底冲出悲恸欲绝的颤抖一声：“你安息吧——！”
顿时间，我们所有人放声大哭，只觉天昏地暗，仿佛整个世界都要沉陷一般十几年过去了。有一次我们几位老人又聊起周思来和邓颖超深厚感人的夫妻之情，几位一旁听讲的中青年妇女忽然擦起了泪。
我问：“你们怎么了？”
她们一边擦泪，一边说：“要是天下的男人都能像总理那样作丈夫，那该多好啊”